盼望台湾回归。台湾有一项制度设计，我认为非常好。就是公务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把自己的职位，姓名都标识在胸前。
这有什么好处？这就是亮证，也等于是名片，他可以有这个职权处理此事。同时也警示自己，不能胡来，你姓啥名谁，大家清清楚。又使人们一看清楚这个人，起到无形中的监督作用。

据了解，台湾地区公务人员有类似做法，大陆的基层实践中也一直在推。

山东2006年就在全省政府机关实行佩证上岗制度，要求公务员在工作时间统一佩戴胸牌，上面标注姓名、单位、职务。江苏泗洪2012年给7200多名公职人员发了带二维码的胸牌，手机扫一下就能看到佩戴者的简历和负责的具体事务。

陕西宁陕县城关镇要求干部在工作期间、参加重要会议、到村开展工作时都必须佩戴胸牌，单位、姓名、职务清晰可见。洪泽县给公职人员配的胸牌还专门设计了红白两色，红色标示“一颗红心”，白色告示“清清白白做人”。

这些做法的逻辑，和台湾地区的“亮证”是一样的。

泗洪县纪委当时说得很直白：佩戴胸牌，履行公职，自己就成了“玻璃屋”里的人，必须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柞水县纪检监察干部佩戴工作证后说：“亮明身份，自觉接受监督，群众的戒备心少了，距离近了，沟通也容易了，我们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和转变作风的意识也强了”。

亮证的核心价值，不在于那块牌子本身。

牌子上写的是姓名、职务、编号，可它真正起作用的地方，是在佩戴者和被服务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即时对等”的关系。群众办事的时候，不需要先问“你是谁”“你管什么”，低头看一眼胸牌就知道了。而对佩戴者来说，那块牌子就是一个无声的提醒：你今天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和你胸前的名字绑在一起。

台湾地区的这项制度，大陆的基层实践中也有类似的设计。

山东、江苏、陕西、云南、新疆的纪委和机关单位，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过“挂牌上岗”“亮证履职”。云南罗平县给巡察干部配发“巡察工作证”，说它是“身份标签”，也是一份“责任和约束”。沙雅县纪委要求全员挂牌上岗，公示照片、姓名、职务、联系电话，还设置了“人员去向栏”。

制度本身没有壁垒。

一块胸牌能做的事，是让权力在最小单元里变得可识别、可追溯。台湾同胞在做，大陆的基层也在做。两岸在这件事上的思路，其实没有隔阂。真正隔着的，是那条海峡，和一些人的政治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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