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黄克诚的岳父贩卖鸦片，被判死刑，行刑前，黄克诚找到了负责此案的干部，说：“能否帮我一个小忙？”
赵干部没等黄克诚坐下，就主动开了口。他从抽屉里拿出记录本，推到桌边：“黄书记，公事必须公办。您岳父的案子，卷宗都已经定了。”黄克诚点点头，手指在磨白的袖口上轻轻捻了一下：“我知道。我不要你改判决。我只想在行刑前一天，以工作人员身份进去，给他量一次衣裳尺寸。”
这个要求让赵干部愣了一下。他准备了应对求情甚至施压的话，此刻全堵在喉咙里。他清了清嗓子：“量尺寸？”
“对。”黄克诚的声音很平稳，“他身上的旧衣服不合身，走的时候，我想让他穿得齐整些。我自己带了软尺，十分钟就好。你派人跟着，全程做谈话记录，一切按程序办。”
赵干部沉默了几秒，在记录本上写了几个字，然后抬头：“明天下午四点，狱政科有例行巡查。您可以那时候进去，我给您办临时工作证。”
第二天下午，黄克诚准时出现在监狱。他没带警卫，手里拿着一个灰布包。赵干部递过工作证，陪他走到牢房门口，自己留在外面。铁门打开又关上，里面传来低低的说话声。
不到十分钟，门开了。黄克诚走出来，布包已经空了。他对着赵干部点了下头：“好了。”赵干部瞥见牢房里的老人身上穿着一套半新的深蓝色布衣，尺寸似乎刚好。
走到监狱大门口，黄克诚停下脚步，从怀里掏出那卷软尺，递给赵干部：“这个，交给狱政科存档吧。”赵干部接过来，软尺上还留着一点温度。他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出了口：“黄老，就只是……量尺寸？”
黄克诚看着远处的高墙，说：“我父亲死得早，是岳父接济我读了几年书。后来我革命，他害怕，躲回了乡下。我们十几年没见。再见面，是在公审大会上。我坐在台上，他站在台下。”他停了停，“我能还的，只剩一身合体的寿衣了。这不算破坏规矩。”
一个月后，风言风语还是传开了。省里有人议论，说黄克诚利用职权为死刑犯谋了“最后的体面”，影响不好。调查组的人来找赵干部核实情况。赵干部把当天的工作记录、临时证件存根和那卷存档的软尺一起拿了出来。
“全部过程都有记录，没有超过十分钟。谈话内容是询问犯人身体状况与衣物尺寸，符合巡查程序。”赵干部指着记录说，“黄书记没有提过一句案情，没有要求任何特殊待遇。衣服是自带的，尺寸是当场量的。”
调查组的人翻看记录，又问：“那为什么要亲自去？派个人送衣服不行吗？”
赵干部合上卷宗，回答：“这个问题，我没问过黄书记。但记录上写的是，犯人情绪不稳，需要高级干部做稳定工作。这是狱政科同意的理由。”
事情最终没有处分，但黄克诚不久后还是被调离了湖南。临走前，他叫来赵干部，把一本《刑法通则》递给他：“以后办案，尺子要卡死，但心里要有数。法度是铁，人心是肉。能把这两样都摆正，不容易。”
赵干部后来再也没见过那卷软尺。有人说它一直锁在狱政科的档案柜里，贴着编号，再也没人动用。只有每年清点物资时，保管员会把它拿出来，擦一擦灰，然后看着那略带磨损的刻度，想起1952年秋天那个安静的下午，有个人用十分钟时间，量完了一个父亲最后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