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鞠萍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丈夫却提出孩子和钱只能带走一样，鞠萍一听就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可鞠萍不忍孩子留在这里，最终放弃了财产。
鞠萍拉着儿子走出家门时，身上只剩口袋里这个月的工资和一张存折，里面是她工作这些年攒下、如今已所剩无几的一点积蓄。她抬头看了看阴沉的天，把儿子的小手握得更紧了些。
她在电视台后面租了间老房子，潮湿的一楼，好处是离单位近。第二天，鞠萍五点半起床，给儿子准备好早餐和中午的饭盒，轻轻摇醒他。“妈妈今天录节目，你得自己去上学，晚上妈妈去接你，钥匙挂脖子上了，记住了吗？”儿子揉着眼睛点头。出门前，鞠萍把一张写有公用电话号码和邻居阿姨电话的纸条塞进他书包内侧。
那天录《大风车》，有个亲子互动的环节需要孩子配合。一个小观众怎么都做不好，急得快哭了。鞠萍蹲下来，握着他的手，一步一步带着他完成，脸上始终挂着熟悉的笑容。只有坐在她对面的摄像师看见，她侧过脸调整机位时，飞快地用袖口抹了一下眼角。
下班后她匆匆赶到学校，儿子果然还在教室等着，正帮老师整理图书角。“妈妈！”他跑过来，书包在背后一颠一颠。鞠萍牵起他的手，冰凉。她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一圈圈绕在儿子脖子上。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鞠萍把所有额外的工作都接了下来——深夜配音、周末活动主持、给少儿杂志写专栏。台里同事知道她的情况，有合适的活儿都先问她。儿子也越来越懂事，学会了自己热饭、检查门窗、把成绩单上需要家长签字的地方提前折好。
半年后，制片人找到鞠萍：“有个新节目《动漫世界》在筹备，需要个有经验又能镇住场的主持人，台里推荐了你。不过工作量会很大，每周三期，还得经常出差去配音和做线下活动。”他顿了顿，“当然，报酬也相应会高不少。”
鞠萍几乎没有犹豫：“我做。”
新节目开播后反响很好，鞠萍的名字和形象出现在更多的时段和场合。她更忙了，有时一天要跑三个录制棚。儿子被暂时寄托在一位退休的老同事家里，周末才能接回来。每次去接，儿子都会仰着脸问：“妈妈，我们的新家快有了吗？”
一年后的春天，鞠萍在离电视台两站地的一个小区里，看到一套两居室的二手房。房主是急着出国的一对老夫妇，价格谈得比较实在。她算了算自己这年多攒下的钱，加上公积金，首付刚好够。
签完购房合同那天，她带着儿子去看房子。空荡荡的屋子里有阳光照进来，儿子在每个房间跑来跑去，指着客厅一面墙：“这里可以放我的书架！”又指着朝南的卧室：“妈妈，这间给你睡，太阳好。”
搬家的前一天晚上，母子俩在租住的老房子里打包最后一箱书。儿子从箱底翻出那张他小时候画的、三个小人手拉手的画，边缘已经磨损了。他递给鞠萍：“妈妈，这个要带到新家去。”
鞠萍接过来，看着画上那个小小的、笔触稚嫩却紧紧拉着手的一家三口，看了很久。然后她仔细地把画夹进自己的台本里，合上。
“好，”她说，声音很轻却很稳，“我们带着它，去新家。”
窗外的夜色里，远远近近的灯火连成一片温暖的光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