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蒋介石这边刚下达暗杀周恩来的密令，陈赓就接到了一个女子的密电：“今晚电影，看不成了！”

1930年的上海，一句看似平常的话，有时足以决定一个人的安危。“今晚电影，看不成了！”没有地点，没有姓名，也没有说明发生了什么。可负责中央特科情报工作的陈赓听到这样的消息，马上明白：原来的安排出了问题，危险已经逼近。

消息背后，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安娥，本名张式沅。那时的她并不起眼，对外只是一名秘书，每天面对文件、电话、来客和各种琐碎事务。真正知道她在做什么的人很少，这恰恰是秘密工作的要求。

1929年底，安娥从苏联回到上海，随后被安排到杨登瀛身边工作。杨登瀛原名鲍君甫，在国民党情报系统中有公开身份，同时又与中央特科保持秘密联系，因此能够接触一些普通人根本碰不到的内部消息。

陈赓正是负责这条情报关系的重要人员之一。

这套安排最厉害的地方，并不是能拿到多少文件，而是速度。一旦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现针对中共中央机关和重要人员的重大行动，中央特科就有可能在对方真正动手之前得到风声。

1930年，一条异常危险的消息沿着这条线传了出来。

事情与黄第洪有关。

黄第洪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曾赴苏联学习。回国以后，他的立场发生变化，最终选择投靠蒋介石方面。对特务机关来说，黄第洪的价值不只是他过去的身份，更重要的是，他曾经认识周恩来。

正因为有这层关系，他有机会把周恩来引出来。

黄第洪随后向周恩来发出了见面邀请，把地点选在上海南京路邮局。这个地方人流大，身份复杂，看起来适合碰面；但在秘密工作环境下，同一个特点也意味着便于跟踪、包围和抓捕。

真正危险之处在于，黄第洪已经把自己掌握的情况交给了蒋介石方面。

南京路邮局因此不再是普通的会面地点，而变成了一张已经布置好的网。只要周恩来按照原来的约定出现，潜伏在附近的人员就可能立即行动。

可这项安排没有在特务机关内部停留太久。

有关黄第洪投靠以及准备利用接头机会采取行动的消息，经杨登瀛掌握后，很快进入了中央特科的情报渠道。安娥所处的位置十分关键，她既不能表现出异常，更不能让人察觉这份消息正在往外传。

在这样的环境里，传递情报不能像今天打电话那样把事情从头说到尾。说得越多，留下的破绽越多。因此秘密交通常使用事先约定的语言，一句话表面是一件生活小事，真正含义却只有接收者明白。

“今晚电影，看不成了！”

放在普通人的生活中，不过是一次临时取消的约会。可进入秘密工作体系以后，它传达的重点只有一个：情况变化，原计划必须停止。

陈赓得到消息后，情报很快继续向上转达。周恩来得知黄第洪已经投靠，并且南京路邮局存在危险后，立即切断与黄第洪之间原有的联系。

于是，原本已经布置好的行动失去了目标。

这一过程看起来并没有多少惊险镜头，没有街头追逐，也没有长时间交火，甚至连传递出去的内容都极为简短。可秘密工作的特点恰恰如此。真正有效的保护，往往不是等到枪响以后再想办法，而是在对方动手以前，让原来的计划失去作用。

南京路邮局的事情过去以后，中央特科没有把黄第洪的问题放下。

因为他的身份和经历决定了，一旦继续活动，他可能再次利用过去认识的人和掌握的情况，对上海地下组织造成威胁。特科随即开始处理这一隐患。

到了1930年7月26日，事情有了结果。

当天，黄第洪按照约定来到上海城隍庙西街口。中央特科行动人员已经掌握他的行踪，在现场实施行动，黄第洪被枪击身亡。

从南京路邮局设伏没有得手，到7月26日黄第洪被处置，这条线索才告一段落。

安娥却仍然留在危险的环境中。

她的工作方式没有影视作品里那样张扬。更多时候，她只是坐在办公室里，接触那些看似普通的文件，留意人员往来，辨别哪些消息值得立即送出。真正困难的不是记住一句话，而是在别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判断出一句话后面可能关系着多少人的安全。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31年春天。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顾顺章长期从事中央特科工作，掌握大量秘密机关、人员关系和联络方式。他的叛变使上海的地下组织迅速进入高度危险状态，一批机关不得不紧急转移，原来的秘密工作方式也需要立即更换。

杨登瀛因为与中共有秘密联系，后来遭到逮捕。

安娥在搜捕中脱身，随后离开上海，返回河北暂时隐蔽。到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以后，她又回到上海，并逐渐将更多精力投入文化和宣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