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奖，很有可能在深圳诞生！

10月6日，诺贝尔物理学奖就要揭晓了。一个中国科学家的名字，被反复推到了聚光灯下——薛其坤，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9月17号，科睿唯安公布了2026年度“引文桂冠奖”，他凭借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观测入选。

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引文桂冠奖”，在圈子里被叫做“诺奖风向标”。

自2002年设立以来，已经有89位引文桂冠奖得主后来拿了诺贝尔奖。薛其坤是第二次获此奖的中国内地科学家。

上一次是去年，大连化物所的张涛，因为单原子催化拿了奖。


再说薛其坤这个名字，你要是关心科技新闻，应该不陌生。

2024年6月，他拿了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自2000年该奖设立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那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一年就评一两个人。

薛其坤拿到这个奖，靠的就是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是个什么东西？我给大家打个比方。

你平时用手机、用电脑，时间长了会发烫，为什么？因为电子在里面到处乱撞，撞来撞去就发热，热了就耗电。

1980年，德国科学家发现了量子霍尔效应，发现在极强的磁场下，电子可以像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一样分道行驶，不撞车，不发热。

但这有个大问题，你需要十几万高斯的强磁场，还得把温度降到接近绝对零度。

这条件，实验室里勉强能做到，放到手机上，怎么可能？


薛其坤干的事，就是把这个“高速公路”修到了不需要外磁场的材料里。

他带着团队用了四年时间，制备了上千个样品，最后在一种叫拓扑绝缘体的材料上，观测到了电子零电阻、有序运动的量子现象。

不用加磁场，电子自己就走得整整齐齐。

杨振宁先生当年评价这个成果，说了一句话：“这是从中国实验室里，第一次发表出了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

听听这话的分量。从中国实验室里，第一次。杨振宁一辈子见过多少大成果，他能用这个措辞，说明他真觉得这东西够格。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奖很有可能诞生在深圳？

因为薛其坤现在的身份，是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南方科技大学在深圳，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块试验田。

薛其坤2020年从清华大学副校长的位置上调过去当校长，把实验室和团队都带了过去。这些年，南科大在凝聚态物理、材料科学这些领域，已经成了中国基础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如果诺贝尔奖真的颁给薛其坤，那不仅是薛其坤个人的荣誉，也是深圳这座城市的荣誉，是中国基础科研从跟跑到领跑的一个标志。


说到这，我想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基础科研，这些年突然开始冒尖了？

你看薛其坤这个人，他有一个外号，叫“7-11”教授。

什么意思？早上7点进实验室，晚上11点才走。这个习惯，他从读博士的时候就养成了，几十年没变过。

他的团队做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四年时间，上千个样品，一个一个试，一个一个改。

这种笨功夫，这种耐心，在今天的科研评价体系里，是不容易做到的。你今天出一篇论文，明天就想着能不能评职称、能不能拿项目。

可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种级别的成果，它是靠几年甚至十几年磨出来的。

而恰恰是这种磨劲，现在全世界都缺。你看看日本。

日本的诺贝尔奖得主，主要集中在2000年到2020年这二十年里。 那批人，大多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做研究的。

那时候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企业有钱，大学有经费，科研人员可以安安心心做几十年冷板凳。

可现在的日本呢？科研经费在削减，年轻学者的岗位越来越不稳定，博士毕业找不到教职的人越来越多。

日本文部科学省自己的数据都承认，日本大学的研究能力在下降。

你让一个年轻学者天天担心明年还有没有合同，他怎么可能去挑战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种十年不出一篇论文的题目？

反观中国，这几年在基础科研上的投入，是实打实在增加的。

2025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6万亿元，基础研究经费占比首次突破6%。这个比例，跟发达国家比还有差距，但增速很快，方向是对的。

更关键的是，中国有市场，有产业链，有场景。

薛其坤研究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如果将来真的用到低能耗芯片上，中国的芯片产业、电子产业，就是它最大的应用场。

基础研究和产业应用之间，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正循环。


而薛其坤身上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是从山东沂蒙山区走出来的。

一个沂蒙山区的农村孩子，靠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跑到日本去学技术，又回到中国，用了二十多年，做出了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

然后他南下深圳，去当一所新型大学的校长，继续搞科研。

这条路径，恰恰是中国基础科研这几十年发展的一个缩影！

先跟人家学，学完回来自己干，干到一定程度，开始跟人家并跑，在某些点上甚至领跑。


说到底，10月6号那天，不管斯德哥尔摩的电话打给谁，有一点是确定的：中国的基础物理，已经站到了世界最前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