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郭松龄起兵反奉时，下令将拒绝参与的四个师长及三十多个军官枪决，经人劝阻后，这些人被送到了天津李景林处关押。

1925年，郭松龄决定起兵反奉，这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多年矛盾累积的结果。

郭松龄出生于沈阳东陵，从小聪明好学，既能文也能武，年轻时，他加入同盟会，为国家振兴四处奔走，还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

后来，他前往广东，任职于由孙中山领导的政府，郭松龄深受孙中山革命理念的影响，对地方割据和军阀混战非常不满。

护法失败后，他回到东北，成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教官，与张学良关系密切。

郭松龄的性格在奉系中格外显眼，他正直，不贪图钱财，也不好烟酒，全身心投入军事研究，对比奉系中其他将领，他的“特殊气质”让张作霖始终对他心存戒备。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郭松龄立下战功，但是张作霖对他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信任，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奉军取胜，郭松龄本以为自己能如之前承诺的那样担任安徽督军。

但张作霖最终将这个职位交给了杨宇霆，这让郭松龄深感不满，彻夜难眠，心中的怨气越积越深。

更让他难以平静的是张作霖与日本人之间的关系，1925年，张作霖与日本秘密谈判，同意以承认“二十一条”为代价换取日本提供的军火支持，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

郭松龄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感到彻底失望，这一决定成为了他反奉的导火索。

10月，郭松龄在天津召集刘伟、范浦江、霁云等亲信秘密会谈，讨论起兵计划，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张作霖和杨宇霆的厌恶，并与冯玉祥、李景林结为盟友。

张学良发现端倪后，亲自赶到天津试图劝说郭松龄，他诚恳表示愿意陪郭松龄面见张作霖，共同化解矛盾。

但郭松龄的态度却非常坚决，他认为以张作霖的性格，斡旋毫无意义，他反而进一步加快了反奉计划的部署。

11月21日，郭松龄在滦州车站召开了一场重要会议，召集军中主要将领，当着众多下属的面，他宣读了“反奉宣言”。

宣言措辞激烈，明确谴责张作霖的所作所为，还要求所有在场军官签字表态，此时会场内外都布满了持枪士兵。

面对这样的局面，大多数军官在权衡得失后选择顺从，然而，也有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裴春生四名师长带头拒绝签字，另外还有三十多名军官拒绝表态。

他们的举动当场惹怒了郭松龄，他立刻下令将这些人枪决，但幕僚邹作华从中多次劝阻，最终这些人免于一死，但被押解到天津，由李景林负责关押。

郭松龄的部队随后开始展开行动，他的军队原本就是奉系的精锐，因此在实力上占据优势，起兵后，他们一路势如破竹，迅速攻占山海关、锦州等重要战略位置，并直逼奉天。

张作霖显得非常被动，他不得不给家眷安排后路，将满满29辆汽车装载了细软和家属，准备随时撤退。

然而，郭松龄原以为李景林和冯玉祥会给予支持，可就在关键时刻，李景林扣押了原本准备给郭松龄部队的军费和六万套军需冬衣。

与此同时，冯玉祥与李景林因为各自利益大吵起来，原本结成的同盟关系开始分崩离析，这让郭松龄的后勤补给一再受挫。

就在此时，日本关东军迅速介入，为张作霖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郭松龄从前线的主动进攻逐渐陷入被动防守，局势每况愈下。

12月14日，奉军在日军的支援下火力更盛，此次战斗中，郭松龄遭遇惨败，部队难以继续组织有效的抵抗，仅10天后，郭松龄夫妇在试图突围时不幸被奉军俘获。

12月25日清晨，郭松龄与妻子被带往刑场执行枪决，执行前，他神色平静，仅仅说了一句“成王败寇，无话可说”，而后从容赴死。

他的遗体被运回奉天，用于示众，三日后草草下葬，这场事先严密筹划却最终草草收场的反奉行动，虽然没有带来郭松龄想要的结果，但它确实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