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从黑海之滨度假归来，当他走进会议大厅时，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主席位置上坐着勃列日涅夫。
他站着，看着那把他坐了十一年的椅子。勃列日涅夫的目光迎过来，没有移开。赫鲁晓夫没有走向空位，而是绕过长桌，走到窗边。窗外的克里姆林宫广场上，两辆陌生的黑色轿车停在平时不让停车的位置。
“给我一支烟。”赫鲁晓夫说。
苏斯洛夫从口袋里掏出烟盒递过去。赫鲁晓夫抽出一支，划火柴的手很稳。第一口烟吐出来时，他问：“我那些农业改革的报告，你们收在哪儿了？”
勃列日涅夫说：“会后会移交档案室。”
“不用移交。”赫鲁晓夫把烟灰弹进窗台边一个空茶杯里，“烧了吧。那些数字我自己都不信了。”
会议厅的门再次打开，进来的是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他没有向赫鲁晓夫敬礼，直接走向勃列日涅夫，低声说了几句。勃列日涅夫点点头，转向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国防部的同志希望您能平静地接受中央的决定。”
赫鲁晓夫看着马利诺夫斯基。去年冬天，这个人还在他的办公室里保证军队绝对忠诚。现在，军装上的勋章在吊灯下反着光。
“我要打电话。”赫鲁晓夫说。
“打给谁？”
“我儿子。他应该在莫斯科大学。”
勃列日涅夫示意工作人员带他去隔壁房间。电话机摆在空荡荡的办公桌上，赫鲁晓夫拨了号码。铃响七声，没人接。他挂断，重新拨了家里的号码。接电话的是他的妻子尼娜，声音很平静：“家里来了几位同志，在等你回来。”
他放下话筒，明白了电话线已经被监听起来。回到会议厅，他不再问发言的事，只提了一个要求：“让我自己收拾办公室。”
下午三点，全会开始。赫鲁晓夫坐在台下，不是主席团的位置。勃列日涅夫宣读决议草案时，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背，上面有块老年斑，去年还没有。轮到表决，他举起右手，同意解除自己的职务。放下手时，关节发出轻微的响声。
散会后，他的专车还在老地方。司机拉开车门，赫鲁晓夫坐进去，闻到一股清洁剂的味道——座椅套刚换过。车开出克里姆林宫大门时，他看了一眼后视镜，警卫没有像往常那样敬礼。
别墅里，他的书房已经被人翻动过。书架上的文件摆放顺序变了，几个抽屉没完全合拢。尼娜站在门口：“他们拿走了你的私人信件。”
赫鲁晓夫走到书桌前，拉开最底下的抽屉。里面空空如也，那本写了一半的回忆录手稿不见了。他关好抽屉，对妻子说：“晚饭吃什么？”
第二天早上，一辆伏尔加轿车停在别墅门口。来的是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的一名副主任，带着两名工作人员。他们要清点并带走所有公务文件。赫鲁晓夫带他们进了书房，自己坐在窗边的摇椅上，看着他们装箱。
副主任问：“您有没有保留任何应该上交的记录？”
赫鲁晓夫摇头。他的确没有。那些真正的秘密，他从来不敢写在纸上。
工作人员搬走第五个箱子时，收音机里开始播放新闻：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因赫鲁晓夫同志年龄和健康状况，接受他辞去一切职务的请求。新闻稿里没有提改革，没有提玉米运动，也没有提他在联合国用鞋子敲桌子的往事。仿佛他只是个到了退休年龄的普通老人。
广播结束时，一名年轻的工作人员合上空箱子，不小心碰倒了窗台上一小盆仙人掌。花盆碎了，泥土撒在地毯上。他慌忙蹲下去收拾，赫鲁晓夫说：“别捡了。反正它从来也没开过花。”
所有人都离开后，赫鲁晓夫走到院子里。秋末的风吹过树梢，远处有个穿军大衣的人站在栅栏外，面朝别墅的方向。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回屋，把门关上了。
书房的钥匙还插在锁孔里。他拧了一圈，听到锁舌卡住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