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老人出狱了。蹲了20年大牢，找工作却处处碰壁。他叹口气，蹬起三轮车。谁知不久，国家竟亲自派人来请他！

他的名字叫吴其轺。

1974年，吴其轺走出劳教农场时，已经56岁。20年时间，足以让一个人的人生彻底改道。他离开时，身上没有荣誉，也没有稳定工作，只有一身旧衣服和一段很难向别人解释的经历。

他去了杭州各处招工点，工厂政审过不了，学校不收，连食堂打杂的活也没人愿意要。那个年代，身上背着前科的人，想重新开始，并不容易。

三个月过去，吴其轺依旧没有找到工作。街道办看他生活困难，借给他一辆三轮车，每天收两毛钱租金。握住车把时，他的双手微微发抖，只是点了点头。

第二天，他就到清波针织手套厂货场拉货。

三轮车当然比不上飞机，杭州街头的路，也比不上驼峰航线，可对吴其轺来说，每天蹬车同样是一场硬仗。他左腿曾在1942年作战时被子弹击穿，伤到了坐骨神经，留下终身残疾。

一到阴雨天，旧伤就会刺痛。蹬车需要不停用腿发力，每踩一下，都像是在和疼痛较劲。别人劝他歇一歇，他只是笑着摆手，说扛一扛就过去了。

拉重货消耗太大，他一顿能吃下一斤多米面。为了少让人议论，他会轮换不同饭馆吃饭，偶尔还去喝一碗免费清汤。有人拿他的饭量开玩笑，他从不解释。

他能解释什么呢？难道要告诉别人，自己曾经是抗战时期的飞虎队分队长？

1918年，吴其轺出生在福建闽清。1936年，他还在读师范，却决定投身军旅，没等父亲回信就退学报考军校，后来进入笕桥中央航校。

1943年，凭借飞行技术和英语能力，他进入中美联合飞虎队第五大队，驾驶P-40战机参加对日作战。一次任务中，他驾驶的飞机被防空炮火打出二十多处弹孔，仍然把飞机带回了芷江机场。

四次飞越驼峰航线，也不是普通飞行。那条航线穿过高山区域，天气变化快，日军威胁不断，不少飞行员再也没有回来。吴其轺每次起飞前，都做好了可能牺牲的准备。

他参加过对汉口日军机场的突袭，三次在飞机中弹后死里逃生，还在1945年9月作为空军代表参加南京受降仪式，获得盟军颁发的勋章。

那时的他或许以为，战争结束了，今后可以安稳生活。可是人生并没有按这条路走下去。

1949年，吴其轺受父亲影响，从台湾辗转香港回到大陆，在之江大学做图书管理员。他没有追求显赫位置，只想找一份安稳工作，把日子过下去。

1954年，他被定为历史反革命，送入劳教农场，一待就是20年。

农场里的活很重，有开矿，也有种地。过去握过战机操纵杆的手，后来长期拿着工具干体力活。这样的落差，换成谁都很难承受，可吴其轺没有彻底放弃自己。

他利用空闲时间学习地质和化石知识，还啃读英文资料。别人看到的是一个在农场干活的老人，没人知道，他仍在一点点保存自己的知识和能力。

这段经历后来成了一个关键转折。六年三轮车夫生涯里，他几乎不提过去，连孩子在学校因为父亲身份受了委屈，回家哭诉时，他也只是安慰孩子好好读书，不要争执，踏实做人。

家里的另一半，裘秋瑾也撑过了最困难的日子。吴其轺被关押的20年里，她靠缝鞋、做耐火砖，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丈夫回来后，家里多了一张嘴，日子更紧，可她没有催促，也没有埋怨，每天做好饭，等他回家。

这份家庭支撑，和街头的冷眼形成了明显反差。社会只看见他的身份标签，家人看见的却是一个从战场回来、仍想把日子过好的人。

1980年，平反通知送达，压在吴其轺身上的冤屈终于被清除。组织找他谈话，询问有什么个人要求，他没有提职级，也没有要求补偿，只说自己学过地质，认得化石，希望找一份对口的普通工作。

62岁时，他进入杭州大学地矿系标本室，后来杭州大学并入浙江大学，他在那里做技术员。

劳教农场里自学的知识，终于派上了用场。他整理标本、归档资料，做事一丝不苟，还因为懂英语得到同事认可。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平反之后，他没有把生活重新拉回战场叙事，而是选择从专业技能重新开始。

这也说明，人的价值不只在曾经获得过什么荣誉，更在于多年困顿之后，还能不能保住做事的能力。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有关部门邀请吴其轺参加纪念活动，并向他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尘封多年的经历，直到这时才被更多人知道。

记者问他，是否怨恨过那些苦难。87岁的吴其轺回答，抗击日寇是每一个中国普通人的本分。

有人问他后不后悔半生坎坷，他摇头说，比起牺牲的战友，自己能活着，已经是最大的幸运。

从飞虎队飞行员，到劳教农场里的劳动者，再到杭州街头蹬三轮车的老人，吴其轺的人生经历过太多身份变化。

真正留下来的，不只是击落5架战机、飞越驼峰航线这些战绩，还有他在被误解、被拒绝之后，依然没有把生活彻底丢掉。

一辆三轮车，拉过货物，也拉过他迟到20年的平静生活。三分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