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传奇特工沈安娜受邀开展讲座，讲述党的隐蔽战线历史。她有“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之称，曾潜伏国民党高层十余年。
台下，一个叫姚一群的年轻人听得格外激动。每当沈安娜提到姐姐沈伊娜、姐夫舒日信的代号时，他的神情都有很大波动——因为父亲时常念叨过这些名字。
散会后，姚一群回家向父亲求证。父亲听完，诧异地说：“没想到沈伊娜的妹妹还活着！如果能见个面就好了。”
在儿子安排下，沈安娜与老人见了面。老人缓缓讲完自己的故事，沈安娜立刻站了起来：“老哥哥，你的情报工作经历，应该属于中央特科这条线。”
这位老人叫姚子健。直到这一刻，他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哪个组织。
1915年，姚子健生于江苏宜兴徐舍镇。家庭普通，但他不甘平凡。1929年小学毕业后，他孤身到上海求学，考入国立劳动大学中学部。学业未完成，学校被勒令停办。转入无锡私立锡钟中学，又遇淞沪抗战，被迫辍学当代课老师。
一连串变故中，他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和国家沦陷的悲哀，下定决心寻找救亡图存之路。
1933年，他报考南京大石桥中央陆地测量学校。这是国民党参谋本部的军事化院校，他顺利毕业。但他对国民党不抱希望，满眼尽是官僚主义与贪污，根本不想融入其中。
恰在此时，他遇到了同窗好友舒日信。交流中得知对方是上海共产党员，姚子健丝毫没有掩饰自己想要加入组织的决心。
舒日信将他的请求报告上级。党组织查看履历后，觉得他有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潜质，同意了他的入党申请。1934年，姚子健正式成为共产党员。
入党经手人鲁自诚告诉他：打入国民党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利用工作机会为我党搜集军政情报。姚子健当即答应。
当年五月，他化名姚志刚进入测量总局，被分配到制图科第四股。为了更好地获取情报，他主动申请调到收发保管军用地图的部门。
地图对红军有多重要？四渡赤水时，毛主席最看重的就是缴获的地图。姚子健通过泄露地图，确保我军行动方便。敌人每次军事行动都要调用地图，利用这一细节，他还能提前预知敌军行动。
根据第二档案馆记录，他运送的情报被舒日信研判整编，通过秘密电台送到中央苏区。他利用周末往返南京和上海，如闲庭信步般完成情报传递。
1937年七七事变后，舒日信被调离，姚子健迎来新联络人“熊先生”。1938年，他被派往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后又迎来新联系人“小开”。工作四个月后，他被派往延安学习。
抗战胜利，解放战争胜利，他见证了新中国诞生。此后离开地下工作，先后在工业部雷达局多个部门工作，直到退休。
有意思的是，直到退休，姚子健都不清楚自己属于哪个部门。他只知道自己当年的老上司叫王学文，对“中央特科”都不太熟悉。
得知沈安娜讲述的故事后，他才反应过来：原来自己也是中央特科的一员。而他最早的联络人舒日信，妻子正是沈安娜的姐姐沈伊娜。
世界真小，一切似乎形成了闭环。
中央特科诞生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在武汉成立特务工作处。同年11月，中央特科正式成立，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为早期负责人。
特科下设四科：一科总务科，负责设立机关、营救安抚；二科情报科，陈赓负责，任务是“拉出来”和“打进去”；三科行动科，顾顺章负责，即著名的红队；四科无线电通讯科，负责情报接收与通讯联络。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上海我党成员面临毁灭性打击。周恩来紧急转移中央机关，但情报网几乎被毁。此后中央特科改组，进入后周恩来时期，逐渐走向衰亡。1935年，中央特科结束历史使命。
中央特科有一条铁的规定：所有人保持单线联系。A和B联系，B只能和C联系，A与C之间毫无关联。这是当年那场大变动的无奈选择，也是为了保存组织。
姚子健并非唯一不知道组织的人。陈养山从1928年加入情报科直到1935年撤销，都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单位，直到1936年到西安才明白自己是中央特科一员。
2017年，百岁的姚子健说：“我们不是为了当英雄，简单地说就是为了革命，为了一个信仰，为了一个信念，不考虑得失。铁窗风雨，家常便饭。”
2018年，103岁的姚子健走完一生。他的逝去，代表着最后一位中央特科情报员的离开。
老人家走了，似乎带走了那个传奇的组织。但他留下的是共产党人为救亡图存而奋斗的信念，留下的是中国人的爱国热情。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无名英雄，他们不在乎荣誉，不在乎金钱，目标只有一个：让子孙后代活下去，活得更好，让国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这些后人，不应该辜负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