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在位期间，派了两支船队去打日本，一次在1274年，一次在1281年，两次都遇到了台风，全军覆没。
 
日本人把那场台风叫做"神风"。
 
在那之前，蒙古军队几乎没有打不赢的仗，从东欧打到波斯，从华北打到云南，无数城市和政权在铁骑面前垮掉。忽必烈治下的元朝，是那个年代版图最辽阔的政权之一，从太平洋边打到黑海沿岸。偏偏在日本那里，两次都栽了，还栽在了天气上。
 
这两次失败，在整个忽必烈的执政史里其实只是很小的注脚。真正耗费精力的，是眼前这块庞大的中原。
 
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以大都（今北京）为首都。这个决定本身，就说明问题。此前蒙古大汗的核心在草原，和林才是政治中心。把都城定在燕京旧地，意味着整个治理的重心，往中原转。
 
忽必烈身边有一批汉族谋士，刘秉忠是其中最早跟随的一位，大都的城市规划据史书记载出自刘秉忠主持，燕京到大都的改造工程规模极大，宫殿、街道、排水、仓储，整套布局按照中原王朝都城的逻辑来。一个蒙古政权在燕京建了一座中原式的都城，里头住的是各族官员、工匠、商人，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治理中原，不能只靠马上的那套。
 
元朝的行政架构，忽必烈沿用了部分金、宋旧制，同时做了大幅调整。中书省统领全国政务，地方上设立行中书省，也就是行省制度，这套架构对后来的明清影响极深，现在说的"省"，根子就在这里。
 
人员配置是另一回事。元代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各等在官职和法律待遇上有明显差别，科举制度在元代长期中断或受限，汉族士人通过考试入仕的通道收窄了很多。各类史料对这套制度的具体执行情况记载不一，学界评价也有差异，但等级划分对不同族群机会的影响，是史书里清楚写着的。
 
忽必烈自己，对汉族文化并非陌生。还是藩王的时候，他就在自己的属地里招募汉族幕僚，学习农耕、税收、典章等事务，这批人后来成了元朝建立之初的核心班底。但蒙古贵族内部始终有声音，认为汉化走得太深，丢掉了本色，这种张力一直贯穿忽必烈的统治期，在几次重要决策上都有所体现。
 
财政上，忽必烈依赖色目人群体。西域来的商人和官员，在元代财政、贸易体系里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其中有人担任了理财重臣，主导了一段时期内的财政政策，包括发行纸币宝钞。宝钞的使用，初期确实促进了商品流通，但后来超发严重，通货膨胀随之而来，是元朝中后期财政混乱的根源之一。《元史》对此有相关记载，具体数据各书说法有出入。
 
忽必烈在位时期，曾多次用兵。除了两次攻日本，还有对爪哇、对越南的军事行动，均未能达成预期目标。这些征伐消耗了大量财力和人力，而中原腹地的赋税压力随之加重，农民起义在元代中后期频繁出现，和这段时期的财政透支有直接关系，但那已经是忽必烈去世之后的事了。
 
1294年，忽必烈死于大都，在位三十五年。
 
这三十五年里，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或许是让蒙古政权以"中国"的方式留了下来，用中原的行省管理土地，用中原的货币流通经济，用中原的宫殿和礼制站在汉族士大夫面前。这套方式，让元朝在中原撑了将近百年，而不是像部分其他游牧政权那样打完就走。
 
马可·波罗据说在忽必烈年间到过大都，他描述的那座城的繁华，被欧洲人视为天方夜谭，当时没几个人信。他的游记里有多少亲眼所见，有多少道听途说，后世研究者争论了几百年，至今没有定论。
 
但那座城确实存在，那套行省架构确实运转了下来，只是留下它们的那个人，在草原长大，说蒙古话，死在了大都的宫殿里。
 
参考来源：宋濂等撰《元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