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复辟的时候，他手里其实有两万五千多辫子军，但他只带了四千多人去北京，剩下的两万多人，全留在徐州和海州了。

1917年7月12日清晨，北京南城已经响起枪炮声。讨逆军从永定门、右安门方向攻入，守在天坛附近的辫子军很快缴械。当天，张勋躲进荷兰使馆，这场只维持了十二天的复辟走到了尽头。

可有件事一直容易被忽略：北京城里被打散的，只是张勋带来的那部分兵。他真正经营多年的兵力并没有全部进京，大批定武军仍在徐州、海州一带。于是问题来了，北京已经打成这样，后面的兵为什么一直没大规模北上？

张勋离开徐州时，本来就没准备把家底全部押进去。故宫博物院刊载的相关史料记载，1917年6月7日，张勋带着步兵、炮兵十营共4300余人，从徐州乘火车北上。这和后来人们熟悉的“四千多辫子军进北京”基本吻合。

6月8日，他到了天津，几天后继续向北京推进。6月12日，黎元洪被迫解散国会，6月14日，张勋正式进京。到这个阶段，摆在明面上的说法仍然是“调停”，不是准备打一场争夺北京的长期战争。

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没有多带兵。

四千多人放在全国范围不算什么，可摆进当时的北京城已经足够有分量。可以把守城门、车站，占住重要机关，也可以给各方造成直接压力。如果张勋认为事情最终靠政治谈判解决，这个数量已经够用了。

反过来看，如果把徐州、海州的部队全拉走，风险反而更大。

徐州是张勋多年经营的根据地，也是津浦铁路上的重要节点。海州一线还有白宝山所率的定武军。军队吃饭要粮饷，驻地需要人控制，后方更不能没人看守。对张勋来说，北京可以冒险，徐海这块家底却不能一下掏空。

而且，这两万多人并不是两万多名只听张勋个人命令的亲兵。

徐州方面，真正掌握大批部队的是徐州镇守使张文生；海州方面，则有海州镇守使白宝山。两人都是张勋旧部，平时跟着张勋的体系走，可他们手里同样有自己的军官、驻地和利益。白宝山很早就以定武军统领身份驻扎海州，在当地经营多年。

所以，张勋能不能调动这批兵，关键不只在一道军令，还要看他的政治地位能不能维持住。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7月1日。

这一天，年仅11岁的溥仪重新被推上帝位。北京换旗、颁布上谕，张勋的行动也从原来的“调停政局”一下变成公开复辟。此前那些还可以观望、敷衍或者保持沉默的人，这时已经没有多少模糊空间了。

7月2日起，段祺瑞前往天津、马厂一带组织讨逆力量。随后第三师、第二十师、第八师、第十六混成旅等部陆续加入，原本分散在北京外围的军队，也越来越明显地站到了讨逆一方。

张勋最初的算盘，到这里就出了问题。

他原本以为，自己只要先把事情做成，各地督军未必真愿意为了这件事开战。可私下里不明确反对，与复辟已经发生以后公开站队，完全不是一回事。前几天还是可以拖着不表态的关系，几天以后就变成了谁还愿不愿意替张勋承担后果。

徐州的变化尤其快。

7月9日，也就是讨逆军大举进入北京前三天，留在徐州的张勋部定武军已经被下令改归安徽督军倪嗣冲节制，并由张文生继续统带。这个时间点很关键，因为它意味着张勋还在北京苦撑时，他最重要的一块后方兵力，已经在组织关系上脱离了他的直接控制。

到了7月10日，张勋甚至还表示，希望自己的部队能够返回徐州。可这时徐州已经不是他想回就能原样回去的那个徐州了。北京外围部队正在完成包围，后方定武军又被重新安排了归属，他原先留着的“退路”，正在一层层关闭。

张文生没有率大军北上救援，这件事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旦张勋失败已成大势，张文生首先要考虑的是徐州部队还能不能留下。复辟失败后，他并没有跟着张勋一起退出，而是进入倪嗣冲的军事体系，继续掌握定武军。后来他甚至一度成为安徽督军。

海州的白宝山走的也是类似道路。

张勋失败以后，海州定武军内部一度发生骚动，白宝山很快转向江苏方面的新权力体系，投靠江苏督军李纯，继续保住自己在海州的地位。

更说明问题的是，事后北京方面并没有把张文生、白宝山一起当成张勋的复辟力量处理。相反，随后发布的命令认可两人没有跟随张勋继续行动，并让他们继续约束所属军队、维持地方秩序。

到这里就能看清了：张勋留在徐州和海州的兵，原本是他的保险，可这份保险有一个前提——张勋本人必须继续有政治号召力。

只要他还是长江巡阅使，是各路督军不得不考虑的人物，那些部队就是他的实力。一旦北京复辟失败已经很明显，下面的将领马上就要重新计算：继续跟张勋走，可能连军队和地盘一起丢掉；及时换一个上级，反而还能继续带兵。

北京城里的四千多人于是越来越孤立。

7月6日，第十六混成旅通电讨逆。到8日前后，张勋的辫子军已经主要收缩在天坛、景山和南池子一带。7月12日总攻开始后，天坛约三千名守军很快缴械，北京城内已经没有足够力量继续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