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豫西战场，解放军给国军中将武庭麟送劝降信，他却想杀了送信人，部下劝他，他却说：“都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我杀的就是来使！”

1947年8月以后，陈赓、谢富治兵团渡过黄河进入豫西，战线很快向河南西部展开。到了10月底，为了调动国民党军机动兵团，陈赓决定让第四纵队第十旅向临汝、郏县方向出击，制造更大的动静，主力则向鲁山、南召、方城一带转移。

这个任务落到了旅长周希汉身上。

11月1日，十旅攻下临汝。部队随后没有停下来休整，而是马上向郏县赶。原来的判断是，郏县城里主要是地方保安力量，只要行动够快，拿下县城不会拖太久。

真正来到城外以后，情况却变了。

守军的火力明显比预想中猛烈，而且射击、部署都不像临时拼起来的地方武装。侦察消息很快送到：武庭麟已经把整编第十五师师部和残余兵力集中到了郏县，其他部队也进入城中加强防守。

更大的压力来自北面。

李铁军率领的国民党军机动部队正在向这一带靠近。如果十旅在郏县城下拖上几天，攻城部队就可能反过来被夹在中间。

摆在周希汉面前的选择其实很直接：撤，还是趁援军没到之前迅速解决城里的武庭麟。

他选择继续打。

这也是郏县之战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十旅不是在一个完全安全的环境里攻城，而是在算时间。城里的守军越拖越有利，城外的进攻部队却没有这个条件，所以仗必须越快越好。

武庭麟显然也明白这一点。

他真正依靠的，不只是郏县的城墙，而是一个判断：只要自己守住一段时间，外围援军就可能赶来。此前从新安、临汝一路后撤，他已经没有多少回旋空间，郏县因此成了他必须抓住的一处落脚点。

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围绕劝降信发生了题目中的那段插曲。

解放军希望减少继续攻城造成的人员损失，向守军送去劝降信息。武庭麟不肯接受，还准备处置送信人员。身边有人拿“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相劝，他却说出了那句流传很广的话：“都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我杀的就是来使！”

这句话看着强硬，背后其实反映了他当时的判断：援军会来，只要守住，局面还有机会翻过来。

问题是，战场不会按照个人的想法停下来。

11月3日晚，郏县已经被围。4日凌晨，真正的总攻展开。

十旅没有把全部力量硬砸在一个城门上。西面的进攻先把守军注意力和兵力吸引过去，主攻部队则从其他方向寻找突破机会。守军不断向受到攻击的方向调兵，城防体系也跟着发生变化。

等机会出现，爆破部队迅速动手。

炸药撕开防御工事后，突击部队紧跟着冲了进去。城墙一旦被突破，战斗性质马上发生变化。原来守军还能依靠完整城防组织火力，进入巷战以后，各处阵地之间越来越难互相照应。

到了天亮，局面已经相当清楚。

解放军陆续控制城内大部分地区，武庭麟身边能直接掌握的兵力越来越少。部分守军被俘，剩下的人向城内最后的核心阵地收缩。

与此同时，真正考验十旅的消息也到了：外围国民党援军已经接近郏县。

这时候如果停下来，前面所有努力都可能白费。

周希汉因此没有把主要兵力抽回来同援军决战，而是用部分部队占据有利位置阻援，把最重要的突击力量继续压向武庭麟所在的阵地。

这个决定很关键。

攻城作战最怕的，就是打一半突然把力量分散。十旅的思路恰恰相反：外面的援军先挡住几个小时，里面的守军则集中力量尽快解决。

11月4日中午，最后的攻击开始。

炮火和爆破很快打开缺口，突击部队进入核心阵地。武庭麟苦等的援军仍没有真正冲到面前，自己的指挥系统却已经被打散。

战斗至此失去悬念。

武庭麟、副师长杨天明、姚北辰等人被俘，整编第十五师师部以及留在郏县的主要兵力被歼。事发后不久的战况记录显示，郏县一战俘虏达到3000余人。

还有一个细节，常被后来的故事性叙述忽略。

战斗并没有因为郏县拿下就彻底结束。外围援军随后继续向城边推进，十旅在完成任务后没有恋战，而是留下部队掩护，主力带着俘虏和缴获迅速转移。也就是说，整个行动从攻城到撤出，都围绕一个字展开——快。

这才是郏县之战真正的逻辑。

如果单看兵力，十旅周围还有更大规模的国民党军；如果只盯着城墙，郏县也不是随便几下就能打开的地方。但周希汉没有把这场战斗看成单纯的攻城战，而是在援军、守军和时间之间找空隙。

武庭麟恰恰输在了相反的地方。

他一直认为只要拖住，局势就会向自己有利的一边变化，可他忽略了一个事实：整编第十五师已经连续受损，手里的力量和过去早已不同。城墙能够延缓进攻，却补不回损失的兵员，更代替不了及时到达的援军。

因此，那封劝降信只是整个事件里很小的一个瞬间，却很能说明当时双方的状态。

一方试图赶在援兵到达前结束战斗，另一方则把希望押在“再守一会儿”。几个小时以后，哪一种判断更接近战场现实，结果已经写在郏县城里。

武庭麟被俘后，他作为一支独立作战部队主官的军事生涯事实上已经结束。1952年，他在河南洛阳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