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铁腕老大斯大林抽空回老家看老妈。老母亲不关心他多威风，憋了半天问一句：你到底当啥官？

房间里的空气凝住了。斯大林站在床边，军装笔挺，却像个答不出问题的学生。他本来准备了别的话，想问问母亲身体怎么样，需不需要更好的医生，或者搬去莫斯科。可现在全堵在喉咙里。
母亲看着他，眼神浑浊但很固执。她真的想知道答案，一个她能听懂的答案。
斯大林最后说，就像沙皇一样。他说完就后悔了。母亲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她慢慢摇头，嘴里嘟囔着，神父才好，神父才安稳。
这话斯大林不是第一次听。很多年前，他从神学院被赶出来，跑回家时，母亲也是这么说的。那时她一边补衣服一边掉眼泪，说你把好好的前程丢了。如今他坐上最高的位置，母亲还是这句话。
他没办法解释。解释什么是五年计划，什么是集体农庄，什么是即将到来的清洗。那些东西离这张旧木床太远了。母亲的世界只有哥里镇这条街，教堂的钟声，还有年轻时洗不完的衣服。
他坐下来，握了握母亲的手。手很瘦，皮包着骨头，凉得很。他想起小时候这双手给他缝过书包，虽然那书包是用旧麻袋改的。那时候母亲总说，索索，你要读书，读了书才能体面。
她现在大概觉得，当神父就是最体面的读书人了。
警卫在门外轻轻咳嗽了一声，是在提醒时间。斯大林知道该走了。他站起来，母亲也没留，只是看着他，好像还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抿了抿嘴。
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母亲已经侧过身去，面朝着墙，背影很小一团。他突然想起，父亲喝醉打人时，母亲也是这样把他护在身后，用自己瘦小的身子挡着。那时他觉得母亲很高大。
现在他比任何人都高大，却挡不住母亲心里那个最简单的愿望。
他走出房间，皮靴踩在走廊地板上，声音很响。地方官员等在楼梯口，弯着腰，脸上堆着笑，想问领袖对安排是否满意。斯大林没理他们，径直下了楼。
专列等在车站，装甲车厢厚重冰冷。他坐在包厢里，看着窗外格鲁吉亚的田野飞快后退。医生小心地过来，问他是否需要服药。他挥了挥手，让所有人都出去。
车厢里只剩他一个人。他点起烟斗，烟雾缓缓上升。这个时候，他不是斯大林，只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一个让母亲失望的儿子。
母亲不会知道，就在他来看她的路上，他已经签了好几份文件。关于某个工厂的肃反，关于某个地区的清查。那些名字他扫一眼就批了，像处理日常事务。他掌握着生杀大权，却掌握不了半小时前那场对话的方向。
专列朝着莫斯科开去，离哥里镇越来越远。他会回到克里姆林宫，回到没完没了的会议和文件里，回到那个需要他做出钢铁般决定的世界。而母亲会留在那座旧宫殿里，守着她的圣经和祈祷，慢慢老去。
两年后她去世时，斯大林正在主持一场关键的政治局会议。秘书把电报送进来，他看了一眼，放在一边，会议继续。直到晚上，他才吩咐人去订一个最大的花圈，挽联要写“致我亲爱的母亲”。
花圈送到了，很大，很隆重，但母亲永远看不见了。她葬在家乡的教堂旁，离她心中体面的神父们很近。而她的儿子，那个没能成为神父的索索，还在克里姆林宫里，继续扮演着沙皇般的角色。
也许在某个深夜，斯大林会想起那张旧木床，想起母亲背过身去的背影。但那只是一瞬间。天亮了，他依旧是钢铁之人，要面对一个需要钢铁才能运转的国家。
而关于神父的对话，就此封存在1935年那个短暂的午后，再没被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