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秋，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王必成，回乡湖北麻城探亲、祭扫父母。当地县委书记看到他家老屋破旧、父母坟墓只是简陋土包，没有墓碑，便提出要拨款重修老屋、整修祖坟。王必成当即坚决回绝，说道：没有必要，不要把钱用在这上面，不要浪费群众的工分。
 
这次回乡，一件事和别人想的不一样。县里原本想趁他回来，修一修王家老屋，再把父母坟墓整得像样些。按当时的想法，这既是对老首长的尊重，也算家乡表达心意。
 
王必成却没有接受。
 
老屋破旧，漏雨了就自己补几片瓦。父母的坟只是土包，没有墓碑，他也不觉得寒酸。县委书记反复劝说，他还是摆手拒绝，意思很明确，麻城还有不少群众日子过得紧，不能把钱用在修自家老屋和坟墓上。
 
这不是一句客套话。
 
王必成回乡前，县里就接到了通知，一切从简，不搞迎送，不摆宴席，不安排特殊接待。结果，他到家后，没有专门宴席，也没有一大群人前呼后拥，身边只安排了一名司机。
 
如果换成普通干部回乡，县里会这样安排吗？在那个年代，干部身份本身就意味着一定影响力，能不能把这种影响力收住，往往比说几句漂亮话更能说明问题。
 
王必成没有把时间花在亲戚应酬上。他到父母坟前坐了一会儿，随后就在村里转，找老人聊天，到田边看庄稼。
 
今年收成怎么样，公粮负担重不重，孩子上学要走多远，村里缺什么，群众最发愁什么，他问得很细。有人记得，他还是原来的脾气，见不得铺张，也不喜欢别人围着自己讲好话。
 
临走那天早上，县委书记提来一小包麻城土产，说是家里晒的干菜，让王必成带走尝尝。
 
这次他没有推辞，但接过干菜后，马上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钱，塞到书记手里。书记不肯收，他的脸色沉了下来，意思是按市价算，不能占公家的便宜，也不能占乡亲的便宜。
 
他还特别提醒，五不许是自己定下的，自己要先做到。真想让他高兴，就把县里的化肥厂搞好，把通往山外的路修宽些。下次回来，他想看到的不是气派坟墓，而是这些能让群众过上好日子的变化。
 
这句话放到今天看，仍然有现实感。老屋修得再漂亮，只是一个家庭的体面，路、化肥厂和水井，却关系到一片地方的生活。
 
车开出去很远，王必成还回头看那座老屋。它混在土黄色房屋中，并不起眼。他对秘书说，父亲去世时，家里连一副像样的棺材板都凑不齐，最后是乡亲们拿出木板、钉子，一点点帮忙拼起来的。
 
这份情，不能靠修一座气派的坟，盖一间敞亮的房子来偿还。
 
后来，麻城方面按照他的意思，把原本准备修老屋、整祖坟的钱，拨给附近一个缺水村庄，打了一口深井。王必成知道后很高兴，又让秘书写信提醒，井台一定要砌结实，让群众取水方便。
 
一笔钱从自家老屋转到村民水井，看起来只是用途变化，实际是他对公私边界的坚持。钱从哪里来，就该用到哪里去，群众缺什么，就优先补什么。
 
这类做法并不只出现在麻城。周恩来在家风管理上，也曾要求亲属不搞特殊、不利用他的职务谋方便，家里人办事要按规定来。焦裕禄去世后，家属同样没有拿他的名声去换岗位和待遇，孩子们的学习、工作，仍要靠自己的努力。这些事情共同说明，干部留给家人的保护，不能变成家人伸手的理由。
 
麻城的故事里，还有一个细节很有分量。
 
王必成的侄子当时在公社办公室打杂，想调到更好的岗位，亲戚便托人去说情。王必成回信只有一句话，有本事就考，没本事就种田，别走歪路。
 
后来，侄子靠自己考上了中专。离开家乡前，他专门到那口井边看了一次。井水清亮，映出自己的脸，他大概也明白了伯父为什么不肯为亲戚开口。
 
不修老屋，不等于不关心家乡。王必成关心的是村里的水、路和庄稼，是群众能不能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公共建设需要投入，私人祖屋和坟墓则不能借干部身份占用公款，这个界限他分得很清楚。
 
后来麻城发展起来，路修好了，不少老屋也翻了新。王家的老屋却基本保持原样，漏雨时，村民会主动上房补瓦，墙根松了，就帮着填土。那座坟仍是普通土包，没有墓碑，清明前后，总有人替忙着除草，添几捧新土。
 
这是不是比一块石碑更有分量？一口井能让村民长期用水，一间老屋被乡亲惦记，一座土坟有人清理，这些都不是行政命令能完全安排出来的。
 
王必成没有留下气派建筑，却留下了一种清楚的做事尺度。回乡可以看亲人，不能借机摆排场。亲戚可以照顾感情，不能替他走捷径。家乡可以表达心意，但心意不能拿群众的钱来完成。
 
说到底，真正被乡亲记住的，不是他当过多大的官，而是他回来时没有带走一分不该带走的东西，还把一笔原本用于自家的钱，变成了村民每天都能用上的井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