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盛宣怀的外孙，李鸿章的曾外孙，家里富得能跟朝廷比肩。年轻时，他被称作“民国第一美男”，徐志摩的好友，连外国人都形容他是“中国的拜伦”，挥金如土、风光无限。

可谁能想到，晚年的他，穷得连一年半的房租都交不起，医院还欠着几百块医疗费，1968年，在一个冷清的小屋里，贫病交加地走了，才六十二岁。

邵洵美握着钢笔，那张印着《时代》画报新一期封面的样纸被他手指攥得微微发潮。这不是今天的第一张了。刚才，印刷厂的王师傅搓着手站在他书房门口，声音压得很低：“邵先生，纸价又涨了三成……厂里周转，实在有点紧。”

他没抬头，只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了过去。里面是最后一笔可以动用的现钱，原本是留给妻子佩玉添置冬衣的。王师傅眼圈有点红，捏着信封鞠了一躬，匆匆走了。邵洵美这才靠进椅背，望着窗外自家花园里开始凋谢的玉兰。他刚刚又卖掉一处房产。妻子知道吗？大概知道，只是从不问。

朋友们说他“疯”了。剑桥毕业的贵公子，家有金山，偏偏迷上办刊物。《论语》《时代漫画》《人言》……一本接一本，全是烧钱的窟窿。别人办杂志为名或为利，他只为一样：他觉得好的东西，就该被印出来，被人看见。诗人、漫画家、评论家，三教九流聚在他那间“金屋书店”里高谈阔论，茶水点心从未断过，稿费他总是多给。有人背后笑他是“文学界的孟尝君”，他听了只是笑笑，继续签下一张张支取单。

真正的转折是一台机器。那是他从德国重金订购的全套影写版印刷设备，当时远东独一份。货到上海码头，需要额外一笔惊人的关税和搬运费。账房先生脸色发白地拿着报表找他：“少爷，这……这得把霞飞路那栋小楼也填进去。”邵洵美翻看着那批机器光可鉴人的照片，想象着它们印出的画面将有多么细腻逼真。他沉默了片刻，只说了三个字：“办手续吧。”

机器运进了自家工厂，民国最精美的画报从此诞生。但金钱的窟窿也越来越大，像一张无声贪婪的嘴。家产变卖的票据，渐渐堆得比待校的文稿还高。

抗战的炮火逼近上海时，日本人找上门来。来的是一位彬彬有礼的“文化顾问”，承诺只要他点头“合作”，他的所有刊物都能获得充足的纸张和资金，继续风光出版。邵洵美当时正患着牙痛，半边脸肿着。他听着对方开出的优厚条件，慢慢用茶杯盖拨着浮叶，然后摇了摇头，含糊却清楚地说：“我这里的庙小，供不起大菩萨。”来人悻悻而去。不久，他的刊物大多被迫停刊，那台心爱的德国机器也被迫拆卸隐匿。家底，在这时已掏空了大半。

五十年代，时代的浪潮彻底翻覆。1958年，一纸逮捕令将他带走。罪名是“历史问题”。四年牢狱，没有窗的小屋、潮湿的墙壁、冰冷的审讯，磨掉了他身上最后一点“纨绔”的痕迹。出来时，他五十六岁，头发全白，瘦得长衫空荡荡，走路需要喘气。

家早已不是原来的家。大房子被收走了，全家挤在一间小屋里。最值钱的东西只剩下一小箱旧书和手稿。老友施蛰存来看他，见他正对着墙角一面裂了小缝的镜子，用一碗黏稠的“刨花水”——最廉价的木质黏液——仔细抿着稀疏的白发。见他进来，邵洵美转过头，竟还笑了笑，把碗递过来：“你嗅嗅看，很香。”那一刻，施蛰存差点掉下泪来。他知道，这个人守着的，不是什么发型，是骨子里那点对“美”和“体面”近乎顽固的执着。

最后几年，他靠着一点微薄的翻译费度日，拖欠的房租越来越多。1968年春天，他喘疾加重，却不肯再去医院，怕欠更多债。五月的一个傍晚，他躺在吱呀作响的旧床上，窗外是邻居家炒菜的油烟味。他忽然对守在床边的女儿说：“我那本《诗二十五首》，印得真是漂亮……”声音渐渐低下去，然后停了。

他走后，人们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他枕头下压着一本自己早年出版的诗集，扉页上印着他自己的诗句：“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我是个天生的诗人。”所有的头衔——出版家、阔少、美男子——他都不要了。万贯家财，散给了那一本本墨香未散的纸页；最终守住的一句自我认定，仅仅是“诗人”。

他烧了一生的财富，或许只为了证明一件事：有些东西，比钱更值得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