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慧入狱后，李淑一曾经去看过她。探监时，李淑一劝杨开慧：你这么年轻，才29岁，还有三个孩子，你就暂时答应何健的要求吧。发个和润之发表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以后再寻找机会复合。
李淑一走出监房，没有立刻离开。她在看守的注视下，解下自己发髻上那支银簪，递给木栏后的杨开慧：“头发乱了，你理理。”
杨开慧接过簪子，握在手里，指节泛白。她看着李淑一，眼睛像深潭里的石头。“淑一，”她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我写的那些，都收到了？”
李淑一点头。她知道杨开慧问的不是声明，是那几页密密麻麻塞进旧书里传出来的纸，上面全是关于孩子们的日后安排。
“三个孩子，岸英最懂事，能吃苦，心也重。岸青体弱，心气却高，得顺着毛捋。岸龙最小，他……”杨开慧顿了顿，没再说下去，只是把银簪递回木栏外，“这个，你留着。”
李淑一接过簪子，簪头冰凉。她明白，最后那句劝说，根本没进对方的耳朵。
三天后，李淑一按照杨开慧纸上写的名字，找到了第四个可能帮忙的人——一位在教会医院当护士长的旧识。她没再提什么脱离关系的声明，只把杨开慧那几页手抄的嘱咐摊在对方面前。
护士长借着煤油灯看那些字，手指微微发抖。“只能一个孩子，”她终于开口，“医院有检疫隔离的名额，但理由必须是烈性传染病，而且要快，今晚就得决定送谁走。”
李淑一立刻返回杨老太太家。屋里没点灯，三个孩子挤在破旧的木板床上。岸龙发着高烧，小脸通红；岸青蜷在哥哥身边；岸英则靠墙坐着，眼睛盯着门口。
李淑一还没开口，岸英自己滑下床，走到她面前：“李姨，是不是只能走一个？”他声音很小，却异常平静，“让弟弟走吧。我大了，留下来。”
决定是岸龙。孩子最小，病得最重，也最符合“烈性传染病隔离”的名目。护士长连夜弄来一套半旧的病号服和一张空白转运单。
李淑一给昏睡的岸龙换衣服时，把杨开慧那几页纸仔细叠好，塞进孩子贴身的衣袋里。她对无知无觉的孩子低语：“你妈妈都给你安排好了。”
教会医院的救护马车等在巷口。护士长抱着裹得严实的岸龙上车前，回头对李淑一说：“我只能送到江边检疫站，后面有船接。那边……打点好了。”
马车消失在夜色里。李淑一站在空荡荡的巷口，手里攥着那支银簪。她知道，从这一刻起，她要照看的不仅是眼前剩下的两个孩子，还有那份从铁窗里递出来的、对未来的全部托付。
杨开慧牺牲的消息传来那天，岸青正咳得厉害。李淑一放下那张号外，转身去厨房熬药。药罐咕嘟作响时，她想起那几页纸上的字：岸青忌寒，冬日需以热毛巾敷背。
她打来热水，拧干毛巾，敷在岸青背上。孩子咳嗽渐缓，昏昏睡去。
那支银簪和那几页脆黄的纸，后来一直收在一个桐木匣里。岸龙最终没能长大，病逝在去往后方保育院的路上。岸英和岸青活了下来，走了各自不同的路。
许多年后，有人问李淑一是否后悔当初没能劝动杨开慧。她打开桐木匣，指尖拂过那些早已模糊的墨迹，摇了摇头：“她托的事，我办成了一件。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