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张明敏唱完《我的中国心》后，被香港乐坛除名，正当他心灰意冷准备回电子厂当工人时，突然接到了春晚导演的电话：“愿意来内地央视春晚演唱吗？”
张明敏在电子厂宿舍里坐了整夜。天快亮时，他起身收拾了那件唯一没沾油污的衬衫，把吉他装进布袋，最后看了一眼角落里的工牌。
线长在车间门口拦住他。“真想好了？这一走，可没回头路了。”
张明敏没说话，把行李肩带往上提了提。
火车北上的路程很长。他旁边的座位一直空着，直到韶关站才上来一个穿军大衣的中年人。那人坐下后看了看他的吉他，从包里拿出两个鸡蛋递过来。“路上吃。”
张明敏接过，轻声说了句谢谢。火车穿过隧道时，窗外一片漆黑，他听见对面座位上有人说：“这歌啊，现在也就那边敢唱了。”
到北京时刚下过雪。来接站的工作人员很年轻，一路帮他提着行李，直到走进招待所的房间才开口：“导演让我问您，歌词要不要微调？”
“不用。”张明敏说，“就按原样唱。”
排练安排在第三天下午。乐队成员看见他时都站了起来，主键盘手是个姑娘，她说：“张老师，我姥姥托我问您，能跟她合个影吗？她说您这歌，唱出了她大哥当年写信回家的调调。”
彩排时台下坐了十几排观众。张明敏唱到“长江长城”时，听见前排传来压抑的抽泣声。结束后，导演在后台拍他的肩膀：“就这么唱，一字都不要改。”
除夕当天，化妆师给他整理衣领时手有点抖。张明敏从镜子里看见，轻声说：“别紧张，就当在家过年。”
上台前五分钟，他站在侧幕条边。前面一个小品正演到高潮，满场笑声。报幕员念到他名字时，笑声停了。他走上台，灯光打下来的瞬间，视野里只剩一片白光。
前奏响起时，台下安静得能听见空调声。他开口唱出第一句，声音透过话筒传遍演播厅。唱到“我的中国心”时，观众席里传来第一个跟唱的声音，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最后一句结束时，掌声像潮水般涌上台。
他在台上鞠了两次躬，掌声仍然不停。导演在侧幕用力挥手，示意他看台下——前排有位白发老人站了起来，接着是第二排、第三排，整个观众席的人都站了起来。
回到后台，刚才那位化妆师红着眼睛递来一杯茶：“张老师，我爷爷说……谢谢您。”
演出结束后的庆功宴上，一位领导模样的人走到他身边，端起酒杯：“张先生，你今晚唱的不仅是歌。”
张明敏举杯，没有说话。
凌晨回到招待所，电话响了。是香港的母亲，声音带着哭腔：“左邻右舍都来家里了，电视开着，你爸爸……他哭了。”
挂掉电话后，张明敏打开箱子，取出那盘已经磨损的样带。窗外的鞭炮声渐渐稀疏，天边泛起鱼肚白。
三天后，他登上返港的航班。在启德机场，几个记者围上来，闪光灯亮成一片。他没回答任何问题，只是对镜头点了点头。
出租车驶过熟悉的街道时，司机从后视镜看了他好几次。车在老街口停下，司机突然转身，往他手里塞了张皱巴巴的纸：“我女儿写的，她说想听您唱歌。”
张明敏展开纸条，上面用稚嫩的笔迹写着：“谢谢叔叔让我们听见爸爸老家的话。”
他拎着行李上楼时，隔壁阿婆的门开了条缝。老人没出来，只是从门缝里递出一小袋橘子：“阿敏，食个橘，大吉大利。”
进屋后，张明敏把橘子放在桌上。他拉开抽屉，里面躺着内地演出公司留下的联系方式。他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最终没有拿出来。
窗外传来云吞面摊的叫卖声，一切仿佛没有改变。但他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回不去了——就像那件袖口沾着机油渍的工装，被他永远留在了北京的招待所衣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