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 张学良 赞助给 刘长春 8000大洋，让他去往 洛杉矶 参加奥运会，当刘长春漂洋过海坐了22天邮轮到了赛场后才发现，其他运动员穿的都是专业跑鞋，而自己只有皮质运动鞋。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1932年又扶植伪满洲国。东北大学被迫迁徙，来自大连的刘长春也成了失去家乡正常训练环境的运动员。于是，8000大洋支持的已经不是一次普通出国比赛，而是一名东北青年以中国身份走向国际赛场。
日本方面恰恰看中了刘长春的身份。他跑得快、有名气，又来自东北，如果能把这样一个中国运动员包装成伪满洲国选手，宣传效果自然不同。伪满洲国急着寻找国际存在感，体育舞台也被盯上了。枪炮占领土地之后，再通过文化、体育和外交活动制造所谓“合法性”，本来就是侵略势力惯用的一套手法。
刘长春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1932年，他公开声明自己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只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绝不代表伪满洲国。这件事最值得后人记住的地方，不是措辞有多激烈，而是他的选择非常清楚：比赛可以不参加，身份不能拿来交易。对于一个23岁的运动员来说，这比跑进多少秒更有分量。
其实中国人惦记奥运会已经很久。1908年，《天津青年》提出过著名的“奥运三问”，其中就包括中国何时能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到了1932年，24年过去，中国仍然没有运动员真正站上奥运竞技场。这时候刘长春去洛杉矶，实际上是在回答其中最基础的那个问题：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够自己去参加奥运会？
原计划也并非刘长春一个人。另一名东北运动员于希渭同样准备参赛，宋君复担任教练，但于希渭受到阻挠，没有顺利成行。人员一减再减，中国代表团到了真正比赛的时候，只剩刘长春一名运动员。后来电影把这段故事命名为《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这个名字之所以有力量，就因为历史本身已经足够沉重。
1932年7月1日前后，张学良明确表示支持刘长春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并拿出8000银圆作为经费。评价张学良当然需要放回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不能因为一次资助就把其他历史问题抹掉。但就刘长春参赛这件具体事情而言，这笔钱确实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没有经费，再坚定的参赛愿望也跨不过太平洋。
7月8日，刘长春从上海乘船赴美。今天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提前抵达、倒时差、营养恢复、专项训练都是常规安排。刘长春面对的却是漫长海程。轮船不是训练基地，甲板更不可能替代百米跑道。短跑运动员最依赖连续训练和肌肉状态，几个星期无法正常保持训练节奏，对成绩会造成多大影响并不难理解。
等他7月底抵达洛杉矶时，奥运会已经近在眼前。7月30日，第十届夏季奥运会开幕。37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赛事，中国代表团人数寥寥，真正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只有刘长春。别国运动员背后已有成熟体育体系，中国却近乎靠一个青年、一名教练和临时筹措的经费撑起门面，这才是当时最真实的差距。
比赛结果也没有童话。刘长春参加100米、200米项目，都未能从预赛晋级，400米后来放弃。若只拿奖牌榜评价，这次远征几乎没有竞技成果。可历史有时候不能只看终点线。中国第一次派自己的运动员正式走进奥运赛场，这个“1”如果没有出现，后面再多的金牌都少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起点。
还有一个细节很容易被今天的人低估：1932年的奥运赛场同样是国际传播平台。中国国土正在遭受日本侵略，一个来自东北的中国运动员出现在洛杉矶，本身就在告诉外界，东北不是一个凭空冒出来的所谓“新国家”，东北人依然以中国人的身份行动。刘长春没有发表什么国际政治演说，他站在那里，本身就是回答。
回国以后，刘长春并没有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1933年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他继续夺得短跑项目冠军；1936年又参加柏林奥运会。退役之后，他长期从事体育教育和田径教学工作。也就是说，洛杉矶不是他的故事结尾。中国早期现代体育真正缺少的，恰恰就是这种既能比赛、又能把经验传给下一代的人。
再把镜头拉到今天，就能看出1932年的8000大洋为什么令人感慨。现在中国运动员备战奥运，身后有训练基地、科研团队、康复医疗、营养保障、装备研发和数据分析。刘长春那个年代，却连抵达赛场都要靠专门筹款。体育强弱从来不只是运动员个人身体素质的差距，背后拼的还是国家综合实力和组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