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弘大AK商场,一个法国女人推着婴儿车,嘴里蹦出一句“全世界都讨厌中国人”。旁边一个中国女生听见了,直接走上前。
9月9日,首尔弘大入口站旁的AK PLAZA商场。一名法国籍女子和同伴在聊天,谈话内容涉及东亚人和中国人,反复说“韩国人讨厌中国人,全世界都讨厌中国人”。一个穿黑衣的中国女生在旁边听到了这句话,走上前去质问对方凭什么这么说。
法国女人先是否认,然后推着婴儿车就想走。中国女生不让,伸手拽住了她的衣服。冲突从口角升级为肢体拉扯,一路从店内扯到店外。婴儿车里的孩子被吓得嚎啕大哭。
中国女生一边拉扯,一边用韩语向周围喊“请帮帮我”“帮我叫警察”。她的韩语很流利,喊得很清楚。
周围站着不少人。有人举着手机在拍,有人侧着身子让出空间,有人站在几步远的地方看着。没有一个人上前。没有一个人帮她拦一下,也没有一个人帮她叫警察。最后是商场保安赶到,把两人拉开,警察随后到场。
拍视频的人手都没抖,但脚一步没动。
这件事传到网上之后,骂法国女人的声音很多,夸中国女生“没跪着”的声音也很多。这些话都对。但有一个东西被漏掉了。
法国女人说那句话的时候,周围不止一个中国人。中国女生冲上去的时候,周围不止一个能帮忙的人,但没有人动。
社会心理学里有一个东西叫“旁观者效应”,也叫责任分散效应。它的核心逻辑很简单:一件事发生的时候,在场的人越多,任何一个人站出来帮忙的可能性越小。因为每个人都觉得“别人会管的”,责任感被分散到所有人身上,最后落到每个人头上的分量接近于零。
这不是猜测,是做过实验的。社会心理学家拉塔尼和达利1970年做过一组测试,让被试听到隔壁有人摔倒呼救。单独在场的时候,70%的人会去帮忙。
有两个陌生人在场的时候,帮忙的比例降到40%。当在场的人表现出“不用管”的态度时,帮忙的比例掉到7%。
90%以上的同类实验都指向同一个结果:人越多,帮助越少。
AK商场里的场景跟这个实验几乎一模一样。中国女生在喊“帮帮我”,周围站着一圈人。每个人都在等别人先动。别人不动,自己也不动。人越多,责任越分散,最后变成集体沉默。
但这只是旁观者效应的第一层。还有一层更隐蔽的东西,藏在举起来的手机里。
围观者不是什么都没做。他们在拍。手机举着,镜头对着冲突的两个人,画面稳定,全程跟拍。拍完之后,视频传上网,配上一行字,发出去。拍视频这个动作,让人觉得自己“参与了”。
我在记录,我在传播,我在让更多人看到这件事。这种参与感是真实的,但它有一个副作用:它替代了真正的干预。
你举着手机站在那,大脑会告诉你“我已经在做一件事了”,于是那个“要不要上去拦一下”的冲动,被“我已经在记录了”这个念头压下去了。
从记录者变成干预者,中间隔着一道心理门槛。这道门槛不高,但没有人迈。
反歧视干预的研究里有一个很常用的框架,叫“4D”或“5D”模型。直接干预、分散注意力、求助、记录、延迟行动。注意这个顺序。记录排在第四位,不是第一位。
直接干预和分散注意力才是排在前面的动作。记录有用,但记录不能替代干预。一个人被打的时候,你拍下他被打的全过程,然后发上网,这跟冲上去挡一下,是两码事。
韩国弘大的这场冲突里,在场的人选择了记录,没有选择干预。没有人上去把两个人拉开,没有人挡在婴儿车前面,没有人对法国女人说一句“你这话不对”。
中国女生一个人面对一个比她壮的外国女人,推着婴儿车,周围围着一圈举着手机的人。她喊了,没人应。
这不是在指责所有围观的人。旁观者效应是一个几乎每个人都躲不掉的心理机制。面对冲突,人会本能地评估风险:上去会不会受伤,会不会惹麻烦,会不会让事情更糟。
这些评估在几秒钟之内完成,结果往往是“不动”。这不是道德问题,是反应模式问题。但这种反应模式是可以训练的。
4D模型的核心就是:提前想好你遇到这种情况能做什么,练一遍,真遇到的时候才可能动。不练,脑子里永远是“别人会管的”。
从记录者变成干预者,不需要做很多。一句“你这话不对”,一个挡在中间的身体,一声“我已经叫保安了”,就够了。
法国女人说“全世界都讨厌中国人”的时候,如果旁边有第二个人站出来说一句“你凭什么这么说”,她未必会那么理直气壮地推着车想走。
中国女生一个人冲上去的时候,如果旁边有第二个人跟着走两步,她不会那么孤立。
这件事里,法国女人说了不该说的话,中国女生做了该做的事。围观的人拍了视频,发了出去,让更多人看到了这件事。但视频里最安静的那个部分,是没有人上前。
你怎么看这件事,当歧视发生的时候,旁观者的沉默到底是本能反应,还是可以被改变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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