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有人问，彭德怀脾气大，志愿军中许多高级将领，包括副司令洪学智、韩先楚等人，都被彭德怀骂过，但唯独邓华是个例外，彭德怀夫人浦安修曾说过：“老彭的脾气很大，好骂人，可是就是不骂邓华。”
这话传到邓华耳朵里时，他正在坑道里就着马灯看地图。通讯员把话复述完，他手里的红蓝铅笔停了一下，没抬头，只说了句：“知道了。”旁边的作战科长忍不住嘀咕：“司令员，这……”邓华摆摆手，铅笔尖点在地图一处等高线上：“彭总骂人，是嫌活儿没干到前头。咱们把这儿的路提前探明白了，他骂谁去？”
命令下达是半个月后的事。部队要向一处新集结地机动，必经之路上有座旧木桥，工兵连勘察后报告说可以通行。邓华拿了报告，第二天自己带了个参谋，步行到了桥边。他不上桥，沿着河岸往下游走了三百多米，弯腰用手试了试水温，又看了看河岸的土质。回来就把工兵连长叫来了。“桥是能过，但想过多少？一次一辆坦克，后面全得等着。万一对岸有情况，部队卡在半道，就是活靶子。”他摊开自己画的草图，“在这儿，河道窄，河床是整块岩石。连夜铺两组圆木，做成临时双车道。桥那边照常通行，这边秘密准备，两头不耽误。”
连长有些为难：“时间紧，材料也……”
“师部辎重队有备用圆木，我去批。你只管带人干活。”邓华打断他，“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桥准备好之前，计划不要报。”
三天后的深夜，先头部队果然在旧桥遭遇小股敌人袭扰，虽很快击退，但车队行进缓慢。消息传到指挥部，几个参谋正着急，邓华推开作战室的门，对彭德怀说：“彭总，二号路线准备好了，双车道，可以立刻切换。”
彭德怀正对着电话吼，闻言转过身，盯着邓华看了几秒，抓起另一部电话：“前导车，按邓华给的坐标，改走二号路线！马上！”
车队顺利绕开瓶颈。事后总结会上，彭德怀把工兵连的报告摔在桌上，火气很大：“为什么事先没勘察备用方案？”底下的人不敢吭声。邓华站起来，语气平常：“是我的安排。怕提前泄露，没走正常汇报程序。”彭德怀看了他一眼，没再说话，挥挥手让会议继续。
真正的考验是在第四次战役的间隙。部队休整，但驻地鼠患严重，存的粮食被糟蹋不少。后勤部长来诉苦，说灭鼠药不够，战士也抽不出人手天天抓。彭德怀听了直皱眉头：“这点事也解决不了？”
邓华当时在场，没接话。第二天，他找来了几个本地朝鲜老乡，连说带比划，弄懂了当地的土法子。下午，他叫上警卫班，到后山砍了许多带尖刺的灌木枝条，沿着粮囤外围密密麻麻插了一圈，又在缝隙处撒上厚厚的草木灰。老乡说，老鼠怕刺扎脚，灰也能干扰气味。
布置完，他让人把后勤部长叫来，指给他看：“试试这个。不用药，不费人，先挡一阵。”部长将信将疑地照办了。几天后，老鼠脚印果然在刺丛外就断了。
这事不知怎么传到了彭德怀耳朵里。晚饭时，他走到邓华那桌，用筷子敲了敲邓华的饭碗：“你呀，净琢磨这些个偏门。”语气里听不出是褒是贬。邓华咽下嘴里的饭，回了句：“管用就行。”
战事最紧的时候，一封紧急电报送到彭德怀手上：穿插部队与指挥部失联已超二十四小时，电台呼叫无应答。指挥室里气氛骤凝，彭德怀脸色铁青，手指敲着桌面，一声声像敲在每个人心上。有人提议立刻派侦察机，有人建议让预备队向前搜索，都带着巨大的风险。
邓华盯着地图上失踪区域的地形，忽然开口：“他们最后报告的位置，东面是片密林，西面是条河。电台失灵，可能是进了峡谷或林子太深。”他转身问通讯处长，“我们上次缴获的美军信号弹，还有多少？”“还有三箱，不同颜色。”“挑红色和绿色的，立刻安排人，到东西两侧的制高点，每隔半小时打一发，红绿交替打。我们的部队看得懂这个颜色序列，如果是他们看到，会用随身携带的烟罐回应。”
“这能行吗？万一不是那个方向……”有人质疑。
“总比盲目派飞机或部队进去安全。先试这个，不行再想别的。”邓华语气坚决，目光看向彭德怀。
彭德怀与他对视片刻，抓起电话：“按邓华说的办，马上打信号弹！”
深夜，指挥室里的电报机突然响了。通讯兵激动地喊：“回了！他们看到了绿色信号弹，用烟罐回应了！坐标已确认，正在向我们靠拢！”
彭德怀长舒一口气，坐回椅子上，目光扫过满屋的人，最后落在邓华身上。邓华正低头标记着地图上部队新报的方位。彭德怀看了他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只是端起早已凉透的茶缸，喝了一大口。
后来，部队换防回国，列车上有人又提起那个老问题。彭德怀坐在靠窗的位置，望着外面飞速后退的田野，忽然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骂人？骂他什么？你这边刚觉出有个坑，他那边已经默默把土填平了。火还没烧起来，路已经给你开好了。对着这样的人，你那一肚子火，倒像是跟自己过不去了。”
说完，他摇了摇头，闭上了眼睛，仿佛累了要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