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期间，清军入越南后大量拐卖当地妇女到广东。

《越南新闻录》记载：“越南离乱之后，人口极贱，可以四五金而市一女，即所谓交趾婆也。”

冯子材的萃军刚在凉山一带扎营，就有亲兵来报：几个衣衫褴褛的越南妇人跪在营门外，指着不远处一队正在捆扎麻袋的清军，哭喊着“卖人！卖人！”冯子材掀帐出去时，正看见两名粤军装扮的兵勇，将一个挣扎的年轻女子往驴车上拖拽。那女子满嘴乌黑——是越南女子染齿的风俗——此刻却因塞了破布，只能发出呜呜的闷响。

“拿下！”冯子材声音不高，却让周遭突然一静。他走到驴车前，亲手扯下女子口中的破布。女子瘫跪在地，用生硬的粤语夹杂着越语哭诉：她与同村三名妇女被掳，说好是“雇工”，却被绑了手脚塞进麻袋，要运去广东。冯子材转头看向被亲兵制住的那两个兵勇，他们身上穿的，正是前线某支粤军的号衣。

这不是他第一次见到了。连日行军，沿途不断有越南乡民拦道哭诉，说清军掳掠妇女如同贩货。军中甚至流传着“打胜仗不如卖交趾婆”的俚语。更让他心惊的是，这些被拐带的妇女往往就混杂在队伍里，拖慢了行军速度，涣散了军心。正如唐炯在信里吐槽的——“军中妇女多于勇丁，敌来即各顾家口溃退”。仗还没打，这支军队已经在自己的脓疮里溃烂了。

冯子材没有立即发作。他先让亲兵将四名越南妇人安顿在营后，给予食水。接着，他传令召集萃军所有哨长以上军官。就在那辆还没来得及卸空的驴车旁，火把照亮了他铁青的脸。他并不长篇大论，只是抽出佩刀，刀尖点过车上还没卸下的麻袋、地上散落的绳索，最后指向那两个面如死灰的兵勇。

“你们都看见了。”他的声音在夜风里像刀子一样，“也听见了。从今日起，萃军但凡有人敢效此恶行——拦路抢劫者斩！强奸妇女者斩！偷牛偷猪者斩！”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每一个军官的脸，一字一句砸在地上：“拐卖人口者，斩！”

斩字出口，跪着的两个兵勇当场瘫软。他们并非冯子材的直属部下，而是从别军溃散后混入的。冯子材当即下令：依军法，就地正法。刀光落下时，整个营地鸦雀无声。那几名被救下的越南妇人，在远处捂住了眼睛。

然而禁令易下，积弊难除。冯子材深知，光靠杀人震慑不了千里之外的买卖。为什么偏偏是广东？为什么有市场？他后来翻阅一些地方县志和同僚书信，才渐渐拼凑出缘由。就像那位县令杜凤治在日记里哀叹的：广东许多地方，女子是田间主力，男丁反而游手好闲；可同时，溺杀女婴的陋习又导致男女失衡。那些懒散无妻的成年男子，成了地方动荡的根源。于是，从越南贩来的“交趾婆”，就成了某种扭曲的“商品”——既能充当劳力，又可成为妻室，安抚地方。一条血腥而畸形的链条，就这样连接着前线的罪恶与后方的“需求”。

理解了这一点，冯子材的整治变得更加坚决，也更具针对性。他不仅严惩己方违纪者，更将数名查实参与拐卖的粤军军官，连同证据一并押送上级行辕。此举得罪了不少同僚，有人暗讽他“沽名钓誉”，有人劝他“水至清则无鱼”。冯子材的回答是：“此非清水浊水之分，是人与禽兽之别。”

他的严厉并非徒劳。在接下来的镇南关战役中，萃军之所以能成为中法战争后期少有的、能稳住阵脚并发动反击的部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军纪整顿后凝聚的战斗力。当法军攻势凶猛时，那些没有家眷拖累、无须“各顾家口”的萃军士兵，得以更专注地执行命令、固守阵地。

战后，冯子材得知，那几名被他救下的越南妇人最终被送回了原籍。而广东贩卖“交趾婆”的黑市，在他和少数正直官员的持续打击下，也一度有所收敛。当然，他无法根除那个时代更深层的社会痼疾——性别的不公、资源的扭曲、战乱对人命的轻贱。但他用一道染血的军令，在无边的黑暗里，划下了一道属于人的底线。

那道底线很简单：人，不是货物。哪怕在只值四五两银子的乱世，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