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下葬时，当棺椁与随葬品在地下宫殿布置妥当，百官依次准备退出地宫时，却出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时任湖北布政使的梁鼎芬疯疯癫癫地坐在地宫内嚎啕大哭，誓要为光绪皇帝殉葬，摄政王载沣和百官苦苦相劝，然而梁鼎芬意志坚定，绝不出地宫，最终由摄政王下令，将梁鼎芬强行背出地宫。
两个太监一左一右把梁鼎芬架到陵道旁的偏殿里，他还想挣扎着往回冲，被门槛绊了一跤，额头磕在青砖上。载沣跟进来，屏退了左右，只留贴身侍卫在门外守着。
“梁大人，”载沣压着火气，“皇上大丧，天下人的眼睛都盯着崇陵。你今日死在这里，明日京师便会传遍，说朝廷逼死忠臣，说我载沣容不下先帝旧臣。这个骂名，我背不起，大清也背不起。”
梁鼎芬趴在地上，喘着粗气，额角的血顺着眉骨流下来：“王爷怕担骂名，老臣不怕担个忠字。皇上走得不明不白，身边连个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我这把老骨头留着何用？”
载沣盯着他看了半晌，忽然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十一月的寒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烛火猛晃。“你看外面，”他背对着梁鼎芬说，“那些松柏，那些石像生，往后百年千年都得立在这儿。守陵的差事，比殉葬苦十倍。你若真有心，就去陵园西边的值房住下，每日晨昏，对着地宫方向行礼祭拜。这差事没品级、没俸禄，只有三餐粗饭。你敢不敢接？”
梁鼎芬愣住了。他挣扎着爬起来，靠在柱子上，血糊住了左眼，只用右眼死死盯着载沣：“王爷此话当真？”
“君前无戏言。”载沣转过身，从袖中掏出一块小小的铜牌，扔在地上，“这是崇陵巡察的腰牌，凭它可以自由出入陵区，但出不了神道碑亭。接不接，你自己定。”
铜牌落在砖上，发出闷响。梁鼎芬盯着那块牌子看了好一会儿，忽然扑过去捡起来，攥在手心里，攥得指节发白。“我接。”他哑着嗓子说，“但我有个条件——每日卯时、酉时，我要在地宫入口外的拜台上焚香跪拜，不许任何人阻拦。”
载沣点了点头，转身拉开殿门，对侍卫吩咐：“送梁大人去西值房。拨两个人听用，一应起居用度，按守陵官例。”
西值房是间孤零零的瓦房，离地宫有半里路，窗户纸破了好几个洞。梁鼎芬搬进去的当晚，就把带来的铺盖摊在正对地宫方向的墙边。随从劝他睡炕上，他摇头：“我就睡这儿，睁眼就能看见皇陵。”
第二天卯时，天还黑着，他就端着香炉出了门。十一月的地面结了霜，他穿着单衣，深一脚浅一脚走到拜台，点上三炷香，跪在冰冷的石板上，冲着黑黢黢的地宫石门磕了三个头。起身时，膝盖处的布料已经冻硬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头一个月，还有同僚悄悄来看他，劝他回湖北任上。梁鼎芬一概不见，只在屋里抄写光绪年间自己上的奏折副本，抄完就烧在香炉里。第二个月，京里传来消息，说他那个湖北布政使的缺已经有人补上了。送消息的人以为他会暴怒，他却只是“嗯”了一声，继续提着木桶去打水。
第三个月入了腊月，山里雪下得铺天盖地。一天傍晚，梁鼎芬照例去拜台，发现香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碗还冒着热气的姜汤，下面压着张字条，写着“天寒，保重”。字迹工整，不是太监或护陵兵能写的。他端起碗喝了一口，辣得眼眶发热，对着空荡荡的陵道作了个揖，也不知是给谁的。
开春后，陵园里的松柏发了新芽。载沣奉旨来巡视陵工，远远看见拜台上有个人影，走近了才发现是梁鼎芬。他比三个月前瘦了一圈，官服洗得发白，但腰杆挺得笔直，正在一丝不苟地行礼。
载沣没过去，只在神道碑亭边上站了一会儿。随行的内务府官员低声说：“王爷，这梁疯子还真守下来了。听说每日两祭，风雪无阻，吃穿用度都省下来，托人买纸钱烧给先帝。”
“他不是疯子。”载沣忽然说，说完自己也愣了一下。他转身离开时，最后看了一眼拜台上那个孤独的身影，心想，这人用最笨的办法，把地宫门口那场死局走活了。
光绪皇帝下葬后的第三年秋天，梁鼎芬病倒了，躺在值房的土炕上起不来。护陵兵要去请大夫，他摆手拦住，只说了一句：“把我的官帽拿来。”帽子拿来后，他抱在怀里，面朝地宫方向侧躺着，再没说过话。
两天后的清晨，护陵兵发现他没了气息，身体已经僵了，怀里的官帽却抱得紧紧的。按照他生前的交代，遗体被葬在崇陵外一处小山坡上，坟头正对着地宫的方向。下葬那天，载沣派人送来一块无字的青石板立在坟前。送石板的人说，王爷吩咐了，梁大人这一生，不必刻字，看见这石头的人，自然会知道下面埋的是谁。
后来守陵的兵丁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总有人记得，每年清明和光绪忌日，那块无字石碑前总会多出一束新采的野花，也不知是谁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