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时，日军奸污妇女到了什么程度？张纯如曾说：“在南京，没有女人是安全的。日本兵强奸了80岁以上的曾祖母，也不放过8岁以下的孩子。”
王秀英在安全区的墙角缩成一团，用锅灰把脸抹得黢黑，怀里紧紧搂着六岁的孙女小梅。外面的惨叫声时远时近，她捂住孩子的耳朵，自己的手却在不停发抖。
中午，几个日本兵踢开大门走了进来。他们用刺刀拨开人群，眼睛像钩子一样扫视。一个兵走到王秀英面前，盯着她怀里的小梅看了几秒，突然咧嘴一笑，伸手就来拽孩子的胳膊。
王秀英不知哪来的力气，一口咬在那只手上。日本兵痛叫一声，反手用枪托砸向她额头。血立刻流了下来，她眼前一片模糊，却死死抱着孙女不松手。
“老东西！”旁边的兵骂了一句，刺刀抵住她的喉咙。就在这时候，角落里一个一直沉默的中年女人突然站起来，用日语说：“等等。”
几个兵都愣住了。女人走到带头的兵面前，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又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袋递过去。兵掂了掂袋子，斜眼看了看满脸是血的王秀英，终于挥挥手，带着其他人转身离开。
门重新关上后，王秀英瘫在地上。中年女人走过来，撕下一截衣襟给她包扎额头。“我叫林秋萍，”她轻声说，“在日本留过学……刚才我说你是我中国亲戚，又把身上最后一点钱都给了他们。”
“你为什么……”王秀英喘着气问。
林秋萍苦笑：“我妹妹上个月被他们拖走了，再没回来。能救一个是一个。”
接下来的三天，林秋萍成了安全区里懂日语的女人。每次有日本兵进来，她就主动上前交涉，用仅剩的首饰、银元换时间。有时候能劝走，有时候不行。有一次，几个喝醉的兵根本不理她，直接冲进里屋拖走了一个十几岁的姑娘。林秋萍追到门口，被一枪托砸倒在地。
她爬起来时，姑娘的哭喊声已经远了。王秀英看见她跪在地上，用拳头狠狠捶自己的腿，直到捶出血印子。
第四天清晨，更糟的情况来了。一队日本兵带着一个汉奸翻译闯进来，说接到命令要“清理”安全区里的“可疑人员”。翻译指着林秋萍：“皇军说了，会日本话的，都要带走审问。”
林秋萍脸色一白。王秀英突然抓住她的手，大声对翻译说：“她是我闺女！从小哑巴，根本不会说话！”边说边用手比划，做出咿咿呀呀的样子。
翻译怀疑地打量林秋萍。林秋萍立刻低下头，使劲摇头，用手指着自己的嘴，发出“啊啊”的气声。
日本兵不耐烦了，挥手让翻译继续查别人。等他们转向另一排难民时，王秀英把林秋萍和孙女小梅一起推进后墙的破洞：“快走！从后面巷子出去，往江边跑！”
林秋萍不肯：“那你……”
“我老了，跑不动。”王秀英把怀里藏的半块饼塞给她，“带上孩子。快！”
林秋萍咬了咬牙，抱起小梅钻出墙洞。王秀英立刻用杂物把洞口堵上，自己坐回原地，低着头一动不动。
日本兵转了一圈，没找到“会日本话的”，骂骂咧咧地走了。王秀英等到外面彻底安静下来，才慢慢挪到窗边。巷子里早就空了，只有几片碎纸在风里打转。
半个月后，南京的屠杀渐渐平息。王秀英沿江打听，终于在下关的一个小船棚里找到了林秋萍和小梅。三个人抱在一起，哭得说不出话。
林秋萍说，她们那晚在江边躲了两天，后来遇到一个运煤船的老船工，把她们藏在煤堆里带出了城。老船工没收钱，只说了句：“我闺女也没了。”
战后，王秀英带着孙女回到南京。林秋萍去了上海，但每年冬天都会来南京住几天。两人很少提1937年的事，只是安静地坐在院子里晒太阳。
2001年，王秀英去世前，林秋萍守在床边。老人最后看了一眼窗外，轻声说：“那年……谢谢你站起来。”
林秋萍握紧她的手，眼泪掉在被子上。“该谢的是你，”她说，“是你让我觉得……自己还能做个人。”
小梅后来成了小学老师。每年12月，她都会给孩子们讲奶奶和姨奶奶的故事。不讲血腥细节，只讲两个女人怎么在墙洞里推对方先走，怎么在江边重逢，又怎么用了六十年时间，慢慢把那个冬天的碎片一点点捡起来。
“历史不只是数字，”她对孩子们说，“也是一个老奶奶攥紧的手，是半块饼，是一句‘快走’，是两个活下来的人，每年冬天坐在一起晒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