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老山前线，17岁战士顾克路，被越军炮弹炸成“两截”，副连长孙兆群大喊：“不抓俘虏了！杀光604高地上的敌人！”此后，孙兆群的举动更是让人意外。
孙兆群看着裹好的遗体，对通讯兵只说了一句：“向营部报告，604已攻克，我军伤亡……一人。”他把“一人”咬得很重。
撤回营地的路上，没人说话。孙兆群把顾克路的遗体轻轻放在担架车上，盖上军毯。他蹲在旁边，从顾克路那半截军装口袋里，摸出个硬物。是一颗用油纸包着、已经黏糊的水果糖。
一个月后，评功大会结束。孙兆群没领军功章，他揣着批复的假条和积攒的津贴，坐了三天两夜的硬座，又徒步走了十几里山路，找到顾家。开门的老人听完他的身份，沉默了很久，问的第一句话是：“我儿子……临走前，有没有说什么？”
孙兆群喉结动了动。他从怀里掏出那颗黏在一起的水果糖，放在老人掌心。“他说，等打完仗，请全班吃糖。这颗，他留给您。”
老人攥着糖，眼泪砸在手背上。他转身进屋，端出两碗红薯粥。那晚，孙兆群在顾家灶房，对老人磕了个头：“顾克路是我兄弟，以后我就是您儿子。”
回到部队，孙兆群翻出一个笔记本。里面记着突击队另外两名牺牲战士的家庭地址：李胜利，河北；王大山，河南。他算了算自己的复员费，分成三份。
第二天，他去邮局填了三张汇款单。收款人姓名分别写了三位父亲的名字，附言栏都只有两个字：“儿寄”。
那年年底，孙兆群复员，被安置在老家的粮库当保卫干事。每月十八号发工资，他雷打不动做三件事：先去邮局，寄出三份汇款；然后骑车去供销社，买三包红糖或点心；最后回家，在日历上三个日期画圈——那是三位烈士的生日。
粮库同事给他介绍对象，女方听说他每月固定把钱寄给“别人家”，第一次见面就摇头走了。孙兆群没解释。
第三年，李胜利的父亲肺病加重。孙兆群请假赶去河北，床前伺候了半个月。老人临走前，从枕头下摸出个褪色的红五星，塞进他手里：“胜利小时候……就想当英雄。这个，你留着。”
孙兆群以长子的身份摔盆送终。村里人这才知道，这个忙前忙后的“儿子”，和老人没有血缘。
王大山家在山里，母亲眼睛不好。孙兆群每年秋收都去，扛谷子、修屋顶。第五年他去时，王大山的妹妹考上中专，学费不够。孙兆群把准备买手表的钱塞给她：“先用着，哥有。”
他自己的生活始终简单。一套旧军装洗得发白，午饭是馒头就咸菜。有人劝他：“你也该成个家了，老这样帮别人，自己日子不过了？”
孙兆群只是笑笑。直到粮库一位大姐硬把他拉去相亲，对方是小学老师赵桂兰。孙兆群一坐下，就把三张汇款单存根和笔记本摊在桌上：“我情况特殊，你先看看。”
赵桂兰看完，问了两个问题：“要帮多久？”“你钱够不够？”
孙兆群说：“帮到老人送走。钱我省点，够。”
赵桂兰沉默了一会儿，说：“那行。以后我工资也能贴补点。”
结婚那天，孙兆群没办酒席。他和赵桂兰骑车去了最近的烈士陵园，在顾克路、李胜利、王大山的墓前各放了包喜糖。赵桂兰对着墓碑轻声说：“你们放心，家里有我们。”
之后三十年，日历上画圈的日期从三个变成两个，最后变成一个——王大山的母亲成了最后一位老人。孙兆群和赵桂兰每月去看她，带药，陪说话。
2018年，王妈妈病重住院。孙兆群守在床边，老人握着他的手，已经说不出话。孙兆群俯身，在她耳边说：“娘，大山在那边挺好的，我们都好。”
老人眨了眨眼，手缓缓松开。
送走老人后，孙兆群回到家，打开那个锁着的抽屉。里面整齐放着三份东西：李胜利父亲给的红五星、顾克路那颗早已风干的糖、一叠发黄的汇款单存根。他把三份东西小心包好，放进铁盒。
赵桂兰问他：“以后不用每月寄钱了，打算做点什么？”
孙兆群看着铁盒，说：“陵园守墓的老陈要退休了，我递了申请。以后，我天天去陪他们。”
第二天，他去了陵园。把铁盒埋在顾克路墓旁的松树下，覆好土，拍了拍树干：“兄弟，糖还给你。这辈子，咱都没失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