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从黑海之滨度假归来，当他走进会议大厅时，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主席位置上坐着勃列日涅夫。

赫鲁晓夫的专车驶入克里姆林宫时，天色已经暗了。他心情不错，包里还装着在黑海边捡的几块光滑石子，打算送给小孙子。推开那扇熟悉的橡木门，暖气扑面而来，随之而来的是一片异样的安静。

勃列日涅夫从那张高背皮椅上抬起眼皮，手里捏着一份文件。谢列平站起身，绕过桌子走过来，把另一份文件放在门边的茶几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他的声音干巴巴的，“这是主席团的一致决定。您先看看。”

赫鲁晓夫没碰那份文件。他走到窗前，背对着满屋子的人，望着外面斯帕斯克塔楼上的红星。“我的警卫呢？”他问。

“换岗了。”米高扬在他身后说，声音很轻，“新的警卫队长会在半小时后向您报到，负责您退休后的安全工作。”

赫鲁晓夫转过身，目光扫过每一张脸。波德戈尔内避开了他的视线，柯西金低头整理袖口。只有勃列日涅夫迎着他的目光，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轻轻敲着，像在等一场戏落幕。

“我要打电话。”赫鲁晓夫说。

“电话线正在检修。”谢列平回答，“明天早上就能恢复。到时候您可以打给家人，或者叫司机来接您。”

赫鲁晓夫走到茶几前，终于拿起那份文件。纸张很厚，标题是《关于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因健康原因自愿退休的决定》。下面有十四个签名，他认得每一个笔迹。他翻到最后一页，留白处画着一条虚线，旁边印着“本人签字确认”。

“笔。”他说。

有人递过来一支钢笔。赫鲁晓夫拧开笔帽，笔尖悬在虚线上一厘米处。他抬起头：“我的退休金标准，是按第一书记的，还是按普通委员的？”

勃列日涅夫终于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按第一书记，”他说，“别墅、汽车、警卫，全部照旧。您只需要每周向办公厅报备一次行程。”

笔尖落下，划出粗重的一笔。赫鲁晓夫签完了“赫鲁晓夫”的最后一个字母，把笔往桌上一扔。墨水溅出来几点，落在勃列日涅夫的名字旁边。

“现在，”勃列日涅夫说，“请您交出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和三号楼别墅的钥匙。新的第一书记明天一早要接管工作。”

赫鲁晓夫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叮当作响。他把钥匙串放在签过字的文件上，转身朝门口走去。走到一半，他停住了，没回头：“玉米实验田的数据，在左边第二个抽屉里。别弄丢了，美国人明年还要来看。”

门在他身后关上。

会议室里，勃列日涅夫拿起那串钥匙，在手里掂了掂。他走到赫鲁晓夫常站的那扇窗前，望着同样的风景。谢列平走过来，低声问：“要不要派人跟着他的车？”

“不用。”勃列日涅夫说，“让他走。从明天起，报纸上只会说他自愿退休，安度晚年。下个月开全会，把农业决议改过来，玉米种植面积减半。”

楼下的院子里，赫鲁晓夫的黑色轿车缓缓驶出大门。他没有回头看那扇亮着灯的窗户。车子转过街角时，他对司机说：“去列宁山。我想看看莫斯科的夜景。”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迟疑了一下：“警卫还没到……”

“开你的车。”赫鲁晓夫靠在后座上，闭上了眼睛。

克里姆林宫那间会议室的灯一直亮到后半夜。新的值班表已经排好，办公室主任换成了勃列日涅夫的人，明天的新闻稿改了七遍，最后定稿的标题是《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因健康原因请求解除职务》。

凌晨三点，赫鲁晓夫回到三号楼别墅。新的警卫队长在门口敬礼，递上来一份明天的日程安排：上午九点，医疗组体检；十点，移交个人文件；下午，可以钓鱼或者写回忆录。

赫鲁晓夫接过那张纸，看也没看，随手塞进大衣口袋。他走进书房，拉开左边第二个抽屉。里面空空如也。

他站在空抽屉前愣了会儿，然后走到窗前。远处，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在夜色里亮着，和昨晚没什么不同。他拉上窗帘，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空白笔记本，翻开第一页，拿起笔。

笔尖悬在纸上，停了很久。

最后他写下了日期：1964年10月15日。后面跟着一句话：“今天我开始写回忆录。”

写完这句，他合上笔记本，放进抽屉锁好。钥匙他留在了口袋里，没交给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