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蒋介石卧在病榻上，奄奄一息，他忽然缓缓抬眼望向宋美龄，用尽力气轻声说道：“这么多年我不肯放过张学良，背后的原因，你想知道吗？”宋美龄俯身替他掖了掖被角，声音很平静：“你留着这个原因，就像留着那把锁。现在钥匙该给我了。”蒋介石盯着天花板，眼角微微抽动，最终只吐出两个字：“书房……暗格。”
宋美龄回到书房时，蒋介石的贴身副官已经站在暗格旁。他手里捧着一个上了锁的紫檀木匣。“夫人，”副官声音很轻，“先生吩咐过，这个匣子只能由您亲自打开。钥匙在您手里。”
她接过匣子，副官无声退了出去。书房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她拿起蒋介石枕边那把从不离身的黄金小钥匙，插进锁孔。锁簧弹开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匣子里没有文件，只有一枚褪色的青天白日帽徽，和一张折叠的便笺。便笺上是蒋介石早年手书的一行字：“汉卿可谅，西安不可谅。释一人而乱军纪，此例不可开。”
她看着那枚帽徽，忽然明白了丈夫从未说出口的恐惧：他囚禁张学良，并非全然出于怨恨，更是为了维护一个摇摇欲坠的符号体系。释放张学良，就等于承认“以下犯上”可以被原谅，这对即将失去江山的他而言，是比失去江山更可怕的事。
宋美龄合上匣子。她没有把东西放回暗格，而是带回了自己房间。
第二天，蒋介石病逝。蒋经国开始主持局面。他来到宋美龄住处，礼节性地询问父亲是否留有特别交代。宋美龄指了指书桌上那个已经打开的紫檀木匣。“你父亲只留下了这个，”她说，“里面的话，你应该看看。”
蒋经国取出便笺，读完那行字，沉默良久。“母亲的意思呢？”
“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宋美龄看着窗外，“你的时代刚刚开始。有些规矩，不必再守。”
蒋经国离开时，带走了那枚帽徽，留下了便笺。“这张纸，还是由您保管吧。”
一周后，宋美龄派人给张学良送去一封信，信里只有一句话：“锁已开，君可自便。”没有落款。
张学良收到信时，正在临摹一副古画。他看完那行字，将信纸凑近蜡烛，火焰慢慢吞没了边缘。他对身旁的赵四小姐说：“去收拾几件衣服吧。我们该离开这个地方了。”
“去哪？”
“去一个能看见海的地方。”
他们离开软禁住所的过程异常顺利。没有盘问，没有阻拦，只有一名年轻军官递来两张火车票和一份新的身份证明。军官低声说：“经国先生交代，送二位去基隆港。那里有船。”
船是开往美国的。站在甲板上，看着台湾海岸线渐渐模糊，张学良对赵四小姐说：“他到最后，还是给了我一条生路。”
“是谁？蒋公，还是蒋先生？”
张学良没有回答。海风很大，吹乱了他花白的头发。
而在台北，宋美龄将那张写着“此例不可开”的便笺，连同紫檀木匣一起，交给了蒋经国。“这些东西，该由你来处置了，”她说，“我已经不需要了。”
蒋经国接过匣子，第二天便将它存入了父亲档案室的绝密库，编号封存。他从未对人提起匣子里曾有过一枚帽徽。
很多年后，有人在整理蒋经国遗物时，发现他私人日记的某一页夹着一枚褪色的青天白日帽徽。日记那一页只写了一行字：“父之所惧，儿已懂。旧锁可毁，新锁当立。”
帽徽旁，还有一滴早已干涸的墨渍，形状像一把小小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