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曾国藩两江总督，浑身是牛皮癣，天下名医排着队给他看牛皮癣，最后也没看好。其实那时候没有激素，没有抗癌药，没有生物针，没有免疫抑制剂，没有照光，最多也就是用一些寒凉中药压制。
他靠在椅背上，后颈又一阵刺痒。门轻轻推开，幕僚赵烈文没像往常一样递公文，而是端着一个粗瓷碗，碗里是刚煎好的药汁，热气混着苦味在签押房里弥漫。“大人，李太医新拟的方子，他说这次加了犀角，清热凉血之力更强。”
曾国藩没接碗，只摆了摆手。赵烈文迟疑着把碗搁在案几上，白瓷衬着深褐药汤。“大人，您这癣……”
“凉血，凉血，凉了十年，血可曾凉下来一分？”曾国藩打断他，声音不高，却让赵烈文噤了声。他捋起袖子，露出手臂上那片增厚发白的皮损，像干涸龟裂的河床。“天下名医，开的都是同一个方子。”
三日后，曾国藩去江宁织造局巡视。回程轿子经过水西门，一阵风掀起轿帘，他瞥见街角蹲着个老头，面前摊开一块粗布，上面摆着几个瓶罐。老头衣衫敝旧，眼神却清亮，正不紧不慢地用草绳捆扎一包药材。鬼使神差地，曾国藩叫停了轿子。
老仆会意，上前询问。老头抬头看了看轿子，又看了看被老仆有意无意遮挡着的、曾国藩缩回轿帘后的手，开口道：“贵人这症候，不是外邪，是内涸。凉药浇下去，好比旱地里泼滚水，地皮看着湿了，底下更板结。”他从布摊上拿起一个不起眼的黑陶小罐，递过来，“试试这个，揉开就行，不必内服。”
罐子到了曾国藩手里，沉甸甸的，封着红布。他回到督署，盯着那罐子看了许久。夜里痒得难熬时，他让老仆打开。不是预想中的药膏，而是深红浓稠的油，气味辛烈扑鼻，细辨有红花、当归的气息。他蘸了一点，涂在手背癣斑上，慢慢揉按。起初只是油润，片刻后，皮肤底下竟透出一丝细微的、久违的暖意，那抓心挠肝的痒似乎被这暖意压下去半分。
他决定用下去。
每日早晚涂抹，成了曾国藩不外传的惯例。七八天后，变化悄然发生。手臂上那片“河床”的边缘微微翘起，底下露出淡粉色的新皮。老仆惊呼“奇了”。曾国藩自己按着那片新皮，感觉底下血液流动都比往日顺畅些。
消息没不透风的墙。几日后，以金陵医官之首陈世恒为首的几位名医联名请见，言辞恳切，称江湖游药多有虎狼之材，恐用久伤及脏腑根本。曾国藩在花厅见了他们，没多辩解，只伸出手臂，请陈世恒近前细看。
陈世恒凝神看了半晌，又用手指轻轻按了按那片新生的皮肤，平整、有弹性、无红肿。他原先准备好的“戒惧”之词卡在喉咙里，最终长叹一声，后退一步，躬身道：“大人……此新生肌理，气血充盈，非拔苗所能致。是老朽等拘泥古方，不识真途了。”
名医们默然退去。督署内外，再无人议论总督的癣疾该如何医治。只有曾国藩自己知道，那罐药油将带他去向何处。
硬壳一层层脱落，像褪去一副沉重的旧甲。夜里能安睡，白日里批阅公文，后背不再因刺痒而辗转难安。他精神见好，甚至开始每日在督署后园多走几圈。那罐药油用得节省，却一日不曾间断。
两个多月后的一个清晨，曾国藩换衣时，老仆捧着换下的中衣，忽然道：“大人，这衣裳……干净了。”曾国藩低头看去，雪白的内衬上，果然再找不到往日那种细碎如雪屑的皮屑。他走到铜镜前，侧身看去，腰侧最后一块顽固的癣斑也已脱落，只留下一片颜色稍浅的平滑皮肤。
困扰他十余年、随他辗转征战的痼疾，竟然真的悄然而退。
他立即派人去找那街角的老头。回报的人说，水西门街角早已空空如也，附近商户都说，那老头摆了几天摊，前几日就已离开，不知去向。只依稀记得，老头走前曾说，药油用完便是用完，方子留在心里，有缘者自会用对地方。
曾国藩默然良久。他走到书案边，拿起那只已空的黑陶小罐，罐身温润。他想起剿捻平乱之初，自己也总寻奇谋速胜之道，后来才悟到，结硬寨、打呆仗，步步为营，看似最笨，实则最稳。这罐药油，没走清热凉血的捷径，只是默默活血润燥，反而走通了那条所有名医都错过的路。
他将空罐放回案头，与笔墨并列。窗外的风吹进来，拂过后颈，一片清爽。他提起笔，开始批阅今日的第一份公文，手腕灵活，毫无滞涩。督署之外，金陵城照旧喧嚷，无人知晓，两江总督身上一副无形的枷锁，已随着最后一层旧皮悄然而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