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离开成都飞往台湾，在最后逃离的时候，他并没有通知孙科去台湾。这个举动，实际上就是拒绝孙科逃台，可以说是恩怨几十年之后，蒋介石对孙科的一个最终态度。

消息传到香港时，孙科正坐在旅馆的旧沙发上读报。他放下报纸，手在膝盖上停了一会儿，然后起身走到窗边。窗外是皇后大道上的车流，喇叭声一阵阵传上来。

陈淑英从里间出来，手里拿着针线。“看完了？”

“看完了。”

“怎么说？”

孙科没回头。“走了。”

陈淑英坐下继续缝衣服，针脚比刚才密了些。过了几分钟，孙科转过来，从茶几上拿起烟斗，填烟丝的手很稳，划了三根火柴才点着。

“台湾去不成了。”他说。

“本来也没打算去。”陈淑英头也没抬。

孙科吸了口烟。烟雾里他想起上周收到的最后一笔汇款，数目只有往常的一半。附言栏空着，连个署名都没有。他当时就知道，这条路到头了。

女儿孙穗芳从外面回来，手里提着米袋。十三岁的孩子已经学会压低脚步声走路。她看看父亲，又看看母亲，把米袋轻轻放在墙角。

“学校要交下学期的簿本费。”她说。

陈淑英的手停了停。“多少？”

“两块港币。”

孙科从口袋里掏出皮夹，数出几张零票放在桌上。皮夹空了，他把它折好，放回内袋。这个动作他做了三十年，从广州市长做到行政院长，皮夹从来没有空过。

晚上严蔼娟来了。她站在门口不肯进来，声音压得很低：“法院传票收到了，下个月开庭。”

孙科点点头。“律师找好了。”

“蓝妮那边……”

“她会出庭。”

严蔼娟盯着他看了几秒，转身走了。楼梯上的脚步声很重，一声声往下沉。

开庭那天是个阴天。孙科穿了唯一一套西装，领口已经磨得发亮。蓝妮准时出现，身上是旧款的旗袍，但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两人在法院走廊相遇，互相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庭审时，法官问蓝妮和孙科的关系。蓝妮答得很简单：“朋友。”

“只是朋友？”

“1948年以后就是朋友。”

孙科一直看着前方。他听见严蔼娟的律师在念那些信件，念到“只认两位夫人”那句时，旁听席有人轻笑。蓝妮的背挺得很直。

休庭时，孙科在洗手间碰到律师费伦。老律师洗手洗得很慢，水哗哗地流。

“我从业三十年。”费伦忽然说，“第一次见这种案子。”

孙科没接话。他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想起二十年前在南京，蒋介石宴请党国元老。那天他迟到了，进门时所有人都看他。蒋介石笑着招手：“哲生来了，坐我旁边。”那顿饭吃了三个钟头，他碗里的菜永远是满的。

判决下来，孙科要付抚养费。数目他早记不清了，只记得走出法院时，蓝妮在台阶下等他。

“我要回上海了。”她说。

“路上小心。”

“你以后……”

“总有办法。”

蓝妮点点头，撑开伞走进雨里。孙科站在屋檐下，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雨越下越大，他摸了摸西装口袋，烟斗还在。

回到旅馆，陈淑英在收拾行李。两个旧皮箱摊在地上，里面是些衣服和书。

“房子谈好了？”孙科问。

“九龙塘，一个小房间。”

“够住吗？”

“够。”

孙科蹲下来，帮她把几本厚书塞进箱角。那是他留学的经济学著作，扉页上有哥伦比亚大学的藏书章。陈淑英看了他一眼，把一件毛衣盖在书上。

“带着吧。”她说，“以后说不定用得上。”

孙科没说话。他想起1920年的广州，他当市长第一天，站在市政厅的阳台上看这座城市。那天太阳很好，他觉得自己能改变很多东西。现在他五十八岁，带着两个箱子，要搬进九龙塘的一个小房间。

窗外的香港灯火渐次亮起。孙科关上皮箱，锁扣咔哒一声，很轻，但在安静的房间里听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