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伊朗王后索拉娅因无法生育被废，为了排解苦闷，她天天购物四处旅游散心，可最终还是在他乡孤独死去。
她离开德黑兰那天，国王送她的珠宝装了整整三个箱子，可这些箱子在罗马机场被海关扣下的时候，她连打开看一眼的力气都没有。她住进巴黎莫里斯酒店，包了整整一层，服务员每天推着餐车进进出出，她连刀叉都没碰过几下。她开始打电话，给以前宫里认识的人打，给那些曾经围着她转的贵妇打，电话拨通了，对面要么是客客气气的敷衍，要么干脆就是忙音。她这才明白，王后的头衔一摘，她这个人也就跟着没用了。
她开始买东西，不是那种挑挑选选的逛，是走进一家店，手指划过去，这个这个这个，全部包起来。鞋子买回来堆在衣柜里，标签都没剪。珠宝商最欢迎她，因为她从来不讲价，看中了就直接签支票。可每次刷完卡回到酒店，对着满屋子新东西，她心里那个空洞反而更大。她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坐在阳台上抽烟，看着巴黎的夜景，觉得自己像个被关在玻璃罩子里的标本。
后来她认识了一个意大利导演，叫佛朗哥。这人说话好听，看她的眼神带着光，说她不该被埋没在购物袋里，说她应该去演戏。索拉娅动了心，不是对演戏，是对那种被人需要的感觉。她投了钱，佛朗哥给她量身定做了一个剧本，讲一个被废黜的王后流落民间。她看完剧本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就签了合同。
电影开拍那天，她穿了一件红色大衣站在镜头前，导演喊开始，她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她突然发现，自己根本不会演戏，她只是在演自己，可连自己都演不好。剧组的人开始窃窃私语，佛朗哥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拍到第三天，制片人把她叫到一边，说资金不够了，要她追加投资。她二话没说又签了一张支票。结果电影拍到一半，佛朗哥带着钱跑了，连胶片都没留下。
她坐在空荡荡的摄影棚里，看着那些没拆封的布景，突然笑了出来。笑完之后她做了个决定，再也不碰电影，再也不相信任何说爱她的人。她回到酒店，把衣柜里那些没剪标签的衣服全部打包捐了，珠宝也锁进了保险柜。她开始一个人出门，不带随从，不戴墨镜，就穿着最普通的衣服在街上走。她去了菜市场，买了新鲜的番茄和奶酪，回家自己切自己拌。她发现原来自己做饭这么好吃，以前在宫里二十年，她从来没进过厨房。
转折出现在一个下雨天。她在街角咖啡馆躲雨，旁边坐了个老太太，翻着一本旧杂志。索拉娅瞟了一眼，杂志上正好是她年轻时候的照片，戴着王冠，笑得不可一世。老太太抬头看了看她，又低头看了看照片，开口说，这女人真可怜，一辈子就活在别人的眼睛里。索拉娅端着咖啡杯的手抖了一下。老太太接着说，我要是她，就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开个小店，卖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安安静静过完这辈子。说完老太太起身走了，连杂志都没拿。
索拉娅把那本杂志带回了酒店，翻了一整夜。第二天她退了房，坐火车去了瑞士。她在日内瓦湖边租了个小公寓，楼下是个废弃的花店。她花了一个月时间把店面收拾出来，进了第一批花，给店取名叫“索拉”。她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去花市进货，自己搬自己摆，手上磨出了茧子，但晚上关店的时候，她会给自己泡一杯茶，坐在门口看着湖面发呆。那种发呆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空，现在是满。
几年后，有个伊朗记者找到了她。记者问她，还恨不恨国王。她正在给一束白玫瑰剪刺，头都没抬，说，我早就不记得他了。记者又问，那您孤独吗。她放下剪刀，看了看满屋子的花，说，你闻到了吗，这些花每天都不一样。记者走的时候买了一大束向日葵，索拉娅给他打了个折，说，回去插瓶子里，能开半个月。
她死的时候是春天，花店门口的白玫瑰开得正旺。邻居发现她的时候，她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手里还攥着一把没包完的花束，脸上很平静。没人知道她最后想了什么，只知道她店里的花，那天下午全被人买走了，一支都没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