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京师，清廷求和，谈判时，列强提出要处死12人：载漪、载澜、载勋、英年、赵舒翘、毓贤、启秀、徐承煜、徐桐、刚毅、李秉衡、董福祥。

李鸿章的手指划过那十二个名字，停在“毓贤”二字上。窗外是联军骑兵巡逻的马蹄声，屋里只有炭火偶尔的毕剥声。他知道，这份名单递进来，就不是杀人，是算账。

第一刀砍向毓贤，没有悬念。山西巡抚任上那些教案，洋人档案里记得清清楚楚。谕旨传到兰州时，毓贤正在书房练字。他听完圣旨，没说话，搁下笔，自己把官服穿戴整齐。刽子手刀落下前，他面朝北方，磕了三个头。监斩的联军军官嫌人头滚得太远，踢了一脚。

北京城里的徐承煜就没这份体面了。他父亲徐桐上吊后，他就知道自己逃不掉。被押往菜市口的路上，他试图把头缩进囚服领子里。刀举起时，他最后喊的是“冤枉”，可嗓子已经哑了，淹没在围观洋兵的哄笑里。一名日本军官特意走上前，用佩刀拨弄了一下刚落地的人头，确认无误，才对旁边的清廷监斩官点了点头。

最难的不是这些必死之人，是那些“可杀可不杀”的。载漪、载澜两个皇亲，洋人最初咬死要斩立决。李鸿章把折子压了三天，第四天才去见首席公使。他没求情，只摊开一张地图，手指从新疆划到蒙古。“杀了他们，西北蒙古诸王公怎么想？太后还在西安，若蒙古生变，这赔款，谁筹？”对方盯着地图，半晌没说话。最后，死刑改成了流放新疆，永不赦回。

真正让李鸿章在半夜独自坐了很久的，是赵舒翘。刑部尚书，主审过无数大案，最后自己成了待决之囚。西安行宫的赐死旨意到时，赵舒翘接过毒酒，手没抖。他喝得很快，然后端坐着等。可毒性发作慢，两个时辰过去，他还在喘气。监刑的岑春煊等不及了，挥手让人拿来桑皮纸，浸了烧酒，一层一层糊他的脸。纸糊到第五层时，里面没了动静。

名单上最后一个名字被勾掉时，李鸿章正盯着《辛丑条约》第二款的底稿。那上面，十二个人的处置结果将昭告天下。他拿起笔，在“董福祥”的名字旁批了“革职，永不叙用”，想了想，又加了一句“回籍养亲，以示朝廷保全之意”。这算是对那位提着脑袋攻过使馆的提督，最后一点交代。

条约正式用印那天，联军指挥部开了香槟。没人再提那十二个人，就像桌上被撤走的十二个空酒杯。李鸿章的轿子路过菜市口，那里已经打扫干净，只剩地砖缝里一点洗不掉的暗红色。他放下轿帘，没回头。

一年后，太后回銮，火车进永定门，礼炮放了二十一响。前门大街上扎起了彩棚，跪迎的百姓黑压压一片。没人抬头看，那些彩棚的竹竿，有几根就立在当年埋人血的老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