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盛宣怀的外孙，李鸿章的曾外孙，家里富得能跟朝廷比肩。年轻时，他被称作“民国第一美男”，徐志摩的好友，连外国人都形容他是“中国的拜伦”，挥金如土、风光无限。

可谁能想到，晚年的他，穷得连一年半的房租都交不起，医院还欠着几百块医疗费，1968年，在一个冷清的小屋里，贫病交加地走了，才六十二岁。

他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走进当铺。柜台上方悬着一盏昏黄的灯，伙计抬眼看了看他身上的旧长衫，又低下头继续拨弄算盘。邵洵美从怀里摸出一个丝绒小袋，轻轻倒在黑漆的台面上——是一枚翡翠扳指，水头极好。

“死当。”他声音不大。

伙计拿起扳指，对着光看了看，开出价：“十五块。”

邵洵美没还价，点了点头。他需要这十五块钱，去药房抓几副止咳的药。外头已经传开了，说邵家那位少爷如今连佣人都请不起，夫人盛佩玉得自己拎着篮子去菜场捡些便宜的菜叶。

他走出当铺，拐进一条窄弄。弄堂口几个顽童在踢石子，看见他，有一个忽然喊：“看！那个白头发的‘拜伦’！”孩子们哄笑起来。邵洵美脚步没停，只是背微微佝偻了些。

回到家，那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屋子既是卧室也是客厅。墙角堆着一摞旧刊，最上面是早已停印的《时代漫画》。盛佩玉接过钱，什么也没问，转身去生煤球炉子。炉火刚有点苗头，烟却倒灌出来，呛得她连声咳嗽。邵洵美想过去帮忙，自己却先咳得直不起腰。

夜里，他坐在唯一的藤椅上，就着床头一小片灯光，翻看自己早年译的《拜伦诗选》。纸页已经脆黄，他的手指轻轻抚过那些句子。盛佩玉默默把一碗热水放在他手边。他抬头，对她笑了笑：“佩玉，等开春了，我想办法再弄点钱，给你做件新褂子。”

盛佩玉摇摇头，眼眶有点红：“你别操心这个。”

第二天，他收到一封信。是一位旧友辗转托人带来的，信里说，有家出版社想重印他抗战时期主编的《自由谈》选集，问他是否同意，稿酬微薄，但可以先预支一部分。

邵洵美提笔回信。他写得很慢，字迹依然清隽：“……同意。稿酬请直接汇至上海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住院部，户名：邵小玉。欠费已久，深以为愧。”

小玉是他的幼女，那时正因肺炎住院。这笔预支的稿费，刚好够结清一部分欠款。

信寄出去那天下午，他感觉精神好了些，对盛佩玉说想出去走走。他慢慢踱到苏州河边，看着浑浊的河水。很多年前，他在这里有自己的印刷厂，机器轰鸣，穿着工装的工人进出忙碌，他把刚从德国运来的油墨桶亲自撬开，那浓烈的气味曾让他兴奋不已。那时他觉得，文字印在纸上，就有了生命，能去很远的地方。

如今，河水依旧，工厂早已不存。风吹过来，他感到一阵透骨的寒，又剧烈地咳嗽起来。

一九六八年春天，他的咳嗽越来越重，有时痰里带着血丝。盛佩玉劝他去医院，他总是说“再等等”。他知道去医院又是一笔开销，而家里最后一点能变卖的东西，只剩下妻子当年陪嫁的一对金耳环，他一直没让动。

四月末的一天，他忽然对盛佩玉说：“把我那套《牛津英诗全集》找出来吧。”

书找出来了，厚重的两大册。他靠在床头，一页一页地翻，有时会低声念上一两句英文。盛佩玉在一旁补袜子，屋子里只有书页的沙沙声和偶尔压抑的咳嗽。

五月五日，凌晨。他忽然醒了，呼吸急促。盛佩玉慌忙起身要去找邻居帮忙请医生。他拉住她的手，摇了摇头，声音很微弱：“佩玉……对不起。”

盛佩玉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

他停了停，看着天花板，眼神有些涣散，却又异常清亮，像是看到了极远的地方。“雪莱说……”他断断续续地，用英文念道，“‘诗……是神圣真理的镜像……’”

声音渐低，终于沉寂。

他走了。床头那本翻开的《牛津英诗全集》，页面停留在雪莱的《致云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