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天，朱德到了昆明。
杨如轩在监狱里听说朱德来的消息，托人递出一封信。信里没写多少字，只问了一句：“玉阶兄，还记得讲武堂操场边上啃干粮的日子吗？”
朱德看完信，没说话。他叫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只说了一句：“这个人我了解。该保出来。”
几天后，监狱方面接到通知：杨如轩刑期不变，改为监外执行。手续办得很快，几乎没留什么讨论的余地。
杨如轩走出监狱大门时，是个晴天的下午。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眯眼看着天上的太阳，然后慢慢朝东边走去。他没回家，也没去找朱德，而是在翠湖边上找了张长椅坐下，一坐就是两个钟头。
第二天，管片民警上门，把一张监外执行人员须知交给他。上面写明了每月要汇报思想，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昆明市区。杨如轩接过纸，点了点头。
民警临走前又说了一句：“朱老总交代了，让你好好过日子。”
杨如轩这才抬起头，问了句：“他还好吗？”
民警愣了愣，说：“首长身体挺好。”
此后的日子，杨如轩住在昆明一处老宅子里。他很少出门，大部分时间坐在屋里写东西。写的是护国战争时棉花坡那一仗怎么打的，讲武堂上课时教官教了什么，还有当年“五华社”兄弟几个的名字和籍贯。纸是市面上最便宜的那种黄纸，字写得一笔一画，很工整。
街坊邻居只知道这是个瘦高的老头子，背有点驼，话不多。没人晓得他以前是师长，带过兵，跟红军打过仗，更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从监狱里放出来。
1966年夏天，街上开始贴大字报。杨如轩上街买菜时，看见一群年轻学生围着一处老宅子，里头拉出来一个头发花白的人，脖子上挂着牌子。他站在人群外看了几分钟，转身往回走。
回到家，他把写了半年的手稿收进一个铁皮箱子，锁好。然后走到辖区派出所，对值班民警说：“我改造得还不够，申请回监狱继续服刑。”
民警很诧异，说：“您这是监外执行，符合规定的，不用回去。”
杨如轩摇摇头：“外面这形势，我住着不踏实。回里头，对谁都好。”
派出所往上报了这事。三天后批复下来：尊重本人意愿，收回监内执行。
杨如轩又回到了监狱。这一回，他在里头待了八年。
1974年秋天，监狱管理人员通知他出狱。这回是彻底释放。手续办完，还是那个民警来接他，递给他一份云南省文史研究馆的聘书，说：“馆里缺人写护国战争史料，您去正合适。”
杨如轩接过聘书，看了看上面的公章，问：“这是……朱老总安排的？”
民警顿了顿，说：“朱老总去年已经去世了。”
杨如轩站在原地，没说话。风吹过来，手里的纸哗啦响了一声。
他去了文史研究馆上班。馆里给他配了张旧书桌，一堆稿纸。他开始正式撰写回忆录，从云南讲武堂写起，写到护国战争，写到棉花坡，写到那些已经故去的老同学、老战友。字还是工工整整，但下笔更慢了。
1979年冬天，杨如轩在昆明病故。家人整理遗物时，发现那个铁皮箱子。打开，里面是两沓手稿：一沓是1964年出狱后写的，另一沓是1974年后在文史馆写的。两沓稿子中间，夹着一张泛黄的纸，上面是他1964年托人递出去的那封信的底稿。
底稿最后一行，写的是当年朱德在讲武堂说过的一句话：“不管往后路怎么岔开，咱们兄弟这份交情，一辈子都在。”
这句话，杨如轩在1964年的信里没有抄上去，在后来任何一篇回忆录里也没有写过。它一直夹在两沓稿子中间，纸边都磨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