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5日，苏联铁腕领袖斯大林去世。仅仅21天后，失去斯大林庇护的儿子瓦西里，便被国防部强制退役。没多久，苏联当局以瓦西里在饭店酗酒斗殴为由，逮捕并判决他8年有期徒刑。

瓦西里在退役文件上签字时，笔尖戳破了纸。他盯着那个洞看了几秒，把笔扔在桌上。

“您还有三天时间收拾个人物品。”办公桌对面的军官没看他。

瓦西里站起来，军服肩章已经拆了。“我要见部长。”

“部长很忙。”

他走到门口又停住。“我父亲的办公室……谁在用？”

军官整理着文件。“那是国家事务。”

瓦西里推门出去，走廊里几个军官正在说话，声音在他经过时低了下去。他挺直背，步子迈得很快，像从前检阅部队那样。

三天后的傍晚，瓦西里和几个老部下在公寓里喝酒。桌上摆着空瓶子。

“去列宁格勒军区也不错，”一个飞行员说，“至少还能飞。”

瓦西里盯着酒杯。“他们想把我打发到仓库去。管被服。”

没人接话。有人点了烟。

“我击落过两架德国飞机，”瓦西里声音大了些，“1942年在列宁格勒上空，你们都知道。”

“是，我们知道。”

窗外的莫斯科正在暗下来。瓦西里忽然笑起来。“算了。喝酒。”

4月28日那天，他在“阿拉格维”餐厅的包间里。朋友们已经有些坐立不安。

“够了，瓦西里·约瑟福维奇。”有人按住他倒酒的手。

“怎么了？”瓦西里甩开手，“现在连你也要教我做事？”

“外面可能有……”

“可能有什么？告密者？”他站起来，酒杯晃了一下，“让他们听！我父亲才死了不到两个月，那些秃鹫……”

话没说完，被几个人按着坐下了。他喘着气，领口松着。

第二天早上，敲门声响起时，瓦西里还穿着昨天的衬衫。三个穿便服的人站在门口。

“瓦西里·约瑟福维奇·朱加什维利？”

“是我。”

“请跟我们走一趟。”

他看了看他们身后空荡荡的走廊。“等我换件衣服。”

“不用了。”

审讯室的桌子很旧，桌面上有划痕。审问的人年轻得让他意外。

“3月5日那天，您在别墅说了什么？”

“我父亲躺在那儿，”瓦西里说，“我能说什么。”

“根据记录，您指控医疗组故意延误治疗。”

“我当时喝了酒。”

“4月28日在阿拉格维餐厅，您说现任领导层是秃鹫。”

瓦西里抬起眼睛。“你们记录得真仔细。”

“1943年的飞行事故，1952年的阅兵事故，都需要重新评估。”

“那些已经处理过了。”

“在您父亲指示下处理了。”年轻人在文件上写着什么，“现在我们要按规程重新评估。”

瓦西里往后靠了靠，椅子腿在地上磨出声音。“我要找律师。”

“这个案件不适用。”

审判只用了二十分钟。法官念判决书时，瓦西里一直看着窗外。八年劳改，再加八年流放。他听到“剥夺军衔”时，手指在裤缝上擦了一下，像在捻不存在的烟。

去劳改营的火车上，押送员给了他一支烟。

“您不该在餐厅说那些话。”押送员说。

瓦西里吸了口烟。“你现在跟我说这个？”

“我父亲曾是您的部下。1947年在柏林。”

瓦西里看了他一眼，没说话。烟抽完时，他把烟头在窗框上按灭。

劳改营在乌拉尔。第一天分配工作时，队长问他：“以前干什么的？”

“飞行员。”

队长笑了。“这里没有飞机。去锯木厂。”

头三个月，他每天锯八小时木头。手上起了泡，泡破了变成茧。晚上躺在板床上，他听着别人的鼾声，想起莫斯科的公寓。想起父亲书房里的地毯，厚得能埋住脚踝。

1955年春天，他在采石场晕倒了。医生检查后说：“肝脏有问题。不能再喝酒。”

“这里也没酒可喝。”瓦西里说。

医生看了看他的档案封面。“以前喝得太多了。”

他给最高苏维埃写过七封信。第七封信寄出后，营长叫他去办公室。

“提前释放，”营长把文件推过来，“条件是去喀山定居，接受监视居住。”

瓦西里签了字。“我的军衔呢？”

“没有恢复。”

出营那天，他拿到一套旧西装和一张火车票。在喀山分配的公寓有一间半房间，窗外能看到伏尔加河。养老金每月120卢布。

1961年再次被捕前，他在市场和人吵架。那人说：“你以为自己还是将军？”

瓦西里打了对方一拳。警察来时，他正坐在路边，鼻子流着血。

“这次多久？”他问。

警察扶他起来。“大概一年。”

1962年3月19日早上，邻居发现门没锁。瓦西里倒在厨房桌子旁，手里抓着空酒瓶。医生来时摇了摇头。

葬礼来了九个人，大多是邻居。墓碑上刻的是“瓦西里·约瑟福维奇·朱加什维利”，没提斯大林。

下葬时下了小雨。泥土落在棺材上的声音很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