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晚年和叶剑英开玩笑，广州起义那会儿，我比你强点，我还抓了二把银元，叶帅笑着摇头，你怎么不把二箱拿走？徐帅沉默了一下，说了句让全场人都想不到的话，他说：拿二把是活命，拿整箱就是贪财！人一贪，枪就端不正了！
几十年过去，北京西山的一次闲谈，又把徐向前和叶剑英拉回到1927年的广州。叶剑英提起起义撤退那个晚上，说自己回到已经撤空的总指挥部，看见桌上还有成叠港币，却什么也没拿。徐向前听后笑了，说自己倒“强一点”，临走时抓了两把银毫子。
听起来像两个老人开玩笑，可把时间拨回当晚，就一点也轻松不起来。城里枪声没停，部队已经被冲散，撤退通知又没有传到所有阵地。下一顿饭在哪里吃，往哪条路走，能不能追上主力，没人能给出准话。
1927年，徐向前26岁。那一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辗转找到党组织，随后被派往广州，训练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很多队员原本就是普通工人，军事基础薄弱，枪支更紧张，临战前能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把最实用的战术教给大家。
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爆发。参加行动的教导团、警卫团、工人赤卫队和部分农民武装共有6000多人。徐向前带着第六联队投入战斗。起义军迅速攻占公安局等重要地点，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城内局势一度掌握在起义军手中。
但这种局面很快发生变化。外围敌军不断回援，12日以后战斗越来越激烈，观音山成为反复争夺的重要阵地。今天广州人熟悉的越秀山，就是当年的观音山。徐向前所在的队伍在那里坚持作战，随着伤亡增加，人员越来越少。
更麻烦的是，撤退命令没有及时送到他的阵地。到了傍晚，徐向前只好下山，准备去总指挥部问清楚：到底是继续守，还是撤，撤又往哪里撤？
等他走进设在公安局的总指挥部，里面已经空了。办公人员全部离开，屋子凌乱，地上摆着打开的木箱，箱里装着银毫子。没人看守，也没人登记。对于一个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年轻军官来说，这一幕相当突然。
徐向前没有搬箱子，也没有停下来清点。他伸手抓了两把银毫子，装进口袋，准备留在路上备用，然后转身离开。这个动作为什么后来一直有人记得？因为当时真正摆在他面前的不是“要不要钱”，而是“接下来怎么活着找到队伍”。
刚出指挥部，他碰到了武汉军校时期的熟人朱先墀。对方催他赶紧去黄花岗，说人都撤了。徐向前赶到黄花岗，那里同样没有主力，只听说队伍已经往花县方向走。他只能继续追，一路赶到太和圩，才赶上部分撤出的人员。
这一路绝不是普通赶路。队伍刚经历城市激战，建制不完整，人员疲惫，还要防备地方武装袭击。途中果然遇上民团伏击，大家一边打，一边往前走。这个时候，几枚银毫子都可能换来饭食、药品或者必要的路上开销。
12月13日，广州起义最终失败，可保存下来的武装并没有散掉。撤到花县后，人员重新集合、清点、整编。12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成立，徐向前担任第十团党代表。按照他后来的回忆，当时重新清点起来的队伍有一千四百多人。
队伍重新有了组织，那两把银毫子的使命也结束了。徐向前把从广州总指挥部带出来的钱全部交公，没有给自己留下。对刚从广州撤出来的部队来说，经费本来就紧张，吃饭、买药、赶路、添置生活用品，样样都离不开钱。
这里面的分寸其实很清楚。在广州城里，队伍失去联络，身边带一点钱，是为了撤退途中应急；到了花县，重新找到组织，这笔钱自然就属于集体。什么时候该拿，什么时候必须交出去，两件事连在一起看，才是这段故事真正完整的地方。
叶剑英当时的处境也很危险。12日夜间，他从前线返回总指挥部时，同样发现机关已经撤空。后来他设法离开广州，几天后转往香港。两个人几乎经历了相同的一幕，一个什么也没取，一个只拿了少量备用钱，最后都没有把那些财物当成自己的。
多年以后，两位老人再说起这件事，才有了那种带着笑意的回忆。年轻时，他们根本来不及考虑几十年后别人会怎样评价。
1958年7月，徐向前曾专门回忆从广州撤向海陆丰的这段经历。他没有把两把银毫子写成什么个人传奇，更多讲的是如何追赶队伍、怎样整编，以及一支刚刚遭受重大损失的武装怎样继续向前走。
花县整编后，红四师又经过从化、龙门、紫金等地，跋涉半个多月进入海陆丰地区，与当地革命武装会合。对徐向前而言，广州那个混乱的夜晚并不是故事的终点，反而是另一段军旅生涯真正展开的地方。
所以，两把银毫子看着只是小事，却把一个很朴素的道理留了下来：混乱的时候，人最容易给自己找理由。没有人看守的钱箱就在眼前，多拿一点似乎也没人知道。可真正的分寸，不是在有人盯着时守规矩，而是在没人盯着的时候，自己知道哪里该停。
两把钱能解决赶路的燃眉之急，整箱钱却不是一个人该据为己有的东西。等队伍重新站稳，又把钱全部交回去。从广州到花县，再到海陆丰，这个前后过程连起来看，真正值得记住的不是钱，而是人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能够分得清“急用”和“私欲”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