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6岁李敖穷困潦倒，面临辍学的风险时，给胡适写信道：“胡先生，我穷得实在没有办法，两条裤子都进了当铺。”
信寄出去之后，李敖也没抱太大希望。他那时候在台大历史系读研究生，口袋里经常连坐公交的钱都掏不出来。裤子进了当铺不是夸张，他衣柜里翻遍了就剩一条能穿出门的，洗了就得光着等干。可稿费迟迟不来，奖学金也轮不到他这种刺头。他想过退学，去中学教书或者给报社打杂，总比饿死在校园里强。
信寄出大概一个星期，李敖收到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没有长篇大论，就一张便笺，胡适的字写得随意：“裤子留着穿，钱不用还。好好读书。”信封里夹着一张支票，数目是五百块新台币。那年代的五百块，够一个穷学生吃三四个月饱饭，或者把两条裤子都赎回来还有剩。
李敖拿着支票没去当铺。他先去邮局兑了现金，然后直奔温州街的旧书店。他挑了三本书，花了不到一百块，剩下的钱全买了饭菜票和一双没破洞的皮鞋。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胡适没教他怎么活，但教他一个道理——穷要穷得干净，书要读得扎实。
可这件事没完。李敖把钱花出去之后才想起来，胡适在信里一个字没提他骂过《自由中国》的事。李敖那阵子写文章火力全开，把胡适的老朋友雷震也骂得狗血淋头。按说胡适完全可以装看不见这封信，可他偏偏回了，还掏了钱。李敖心里不痛快，觉得自己像被施舍了。他脾气倔，第二天又写了一封信，这次没提钱，而是问胡适：“您给我钱，是可怜我，还是觉得我还能救？”
信寄出去又是好几天没动静。李敖等得不耐烦，跑去图书馆翻旧报纸。他在《中央日报》上看到一则小消息，说胡适前几天在宴会上讲了一句话：“年轻人骂我，我不生气；年轻人饿肚子，我心疼。”没提名字，但李敖知道说的是谁。他把报纸叠好塞进口袋，当天晚上没去食堂，一个人坐在宿舍里把那三本书翻来覆去看了个通宵。
第二天早上，胡适的回信到了。就两行字：“都不是。我看你骂人骂得有道理，但骂人不能当饭吃。吃完这顿，接着骂。”李敖看完把信纸一折，塞进抽屉最里面。他没再写信，也没再要钱。他开始给《文星》杂志写专栏，稿费不高，但够吃饭。他把皮鞋擦得锃亮，裤子洗得干干净净，走在校园里还是那副谁都看不上的样子。
可事情到这还没到高潮。三个月后，李敖在《文星》上发了一篇长文，标题叫《胡适之先生的一个小故事》。他把胡适给他钱的事原原本本写了出来，连那句“吃完这顿，接着骂”都一字不差。文章一出，整个台北文化圈炸了锅。有人骂李敖忘恩负义，拿恩人私事换稿费；有人说他精明，既还了人情又赚了名声。胡适那边一声不吭，既没承认也没否认。
又过了半个月，胡适托人给李敖带了个话。那人说：“胡先生说，文章写得好，但漏了一个细节。他给你钱那天，自己口袋里只剩三百块，五百块是找秘书借的。”李敖听完愣了半天。他当晚跑到胡适当年在台北的住处，站在门口没进去。看门的老头认得他，说：“胡先生去南港了，下礼拜才回来。”李敖在门口站了十分钟，最后把口袋里那封折得发皱的信掏出来，从门缝塞了进去。
那封信里写的是：“胡先生，钱我早花完了。文章也发了。您要觉得亏，下次我骂人的时候少骂您两句。”后来胡适回台北看到信，笑了一声，对秘书说：“这孩子，还是没学会好好说话。”可从那以后，胡适每个月都让人给《文星》杂志送一笔钱，指名给李敖当稿费，不多不少，正好够买两条裤子。李敖再没进过当铺，也再没给胡适写过一封要钱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