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张译请一个钟点工，离开后发现钱被偷了，钟点工还不承认，张译只能报警。警察说：“一没证据，二没摄像头，又过了半个月，没法立案。”张译灵机一动，一招扭转局面。

张译早年在北京闯荡，还没出名的时候，日子过得挺紧巴，住在那种老旧的筒子楼里。

屋里又安静下来。张译捏着那几张钞票站了一会儿，才关上门。他走到桌边，把剩下的钱摊开，一张一张数清楚。数目对了。他重新用报纸包好，放回抽屉，这次没往深处塞。

第二天，他给家政公司去了个电话，只说钱找到了，是个误会，事情已经解决。对方客套两句，也没多问。

这件事好像就这么过去了。但张译再去跑剧组，或者对着镜子练台词的时候，偶尔会走神。他想起那女人苍白的脸，孩子躲在母亲身后只露出半只眼睛的样子。他想起自己塞钱过去时，对方手心的汗，蹭在他手指上，有点黏。

大概又过了一周多，张译晚上回家，发现门把手上挂了个旧布兜。他摘下来，里面是几个洗得干干净净的苹果，还有一袋核桃。苹果个头不大，有的还带着疤。布兜最底下，压着折起来的几十块钱，正是他那天塞给那女人的数目。

钱叠得方正正。

张译提着布兜在门口站了半晌，对门邻居正好出来倒垃圾，看了他一眼。张译点点头，开门进屋。

他把苹果拿出来，放在桌上。苹果红里透黄，看着挺脆。他拿起一个，在手里转了转，没吃，又放下了。

那之后，钟点工再没来过。张译也没再联系家政公司找人。屋子慢慢又乱了，剧本、衣服堆得到处都是。他自己收拾，累了就坐在地上，背靠床沿，看着乱糟糟的房间，觉得这样也行。

有一次，他在公交车站等车，远远看见一个背影，拉着个孩子，很像那个女人。她们挤上了一辆开往郊区的公交车，人很多，那个背影很快就看不见了。张译盯着公交车开走的方向，直到他等的车来了，售票员喊人，他才回过神来。

日子照旧。跑剧组，被拒绝，再跑。偶尔有个小角色，能高兴好几天。钱还是紧巴巴的，但抽屉里那沓用报纸包着的钱，他再没去动过。好像那不只是钱，是别的什么东西。

半年后的一个下午，张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接起来，是个女声，有点怯，叫了他一声“张先生”。

张译愣了一下，才听出来是谁。

电话那头说，她丈夫能拄着拐下地了，她在另一个区找了份保洁的活儿，孩子也上了附近的学前班。她说得有点急，像背书。

“谢谢你，张先生。”最后，她这么说。

张译听着，嗯了一声，说：“那就好。”

两边都沉默了一会儿。电话里能听到细微的电流声，还有远处隐隐约约孩子的吵闹。

“还有事吗？”张译问。

“没了没了，就打搅您了。”电话匆匆挂断。

张译放下手机，走到窗边。筒子楼对面是另一栋灰扑扑的楼，晾衣绳上挂着各色衣服，被风吹得晃来晃去。他看了一会儿，回身把扔在沙发上的几件衣服捡起来，挂好，又把散落的剧本摞齐。

他做这些的时候，动作很慢，脸上没什么表情。屋子里渐渐有了点条理，虽然还是旧，还是小，但看着清爽了一些。

窗外的天色暗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