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0年深秋，乾隆帝咳血三个月不止，御医连换二十张方子全成废纸，暴怒的皇帝砸了药罐：三日无效，全体流放宁古塔。

赵明德从养心殿退出来时，官服的后背全湿透了。他知道，那不是雨水。

药房里，三十七个太医面面相觑，方子一张一张传阅，又一张一张被摇头放下。有人开始偷偷收拾细软。赵明德没动，他盯着墙角药柜最底层那个落了灰的抽屉。

第三天卯时，他打开了那个抽屉。里面没有御医们推崇的珍稀药材，只有几个粗布包。他取出最小的一包，抖开，是些深褐色的碎块，闻着有股柴火气。这是他早年游历贵州时，一个苗族老药农塞给他的，说是“老灶心”。当年只当是乡下人的玩意儿，随手一收，险些忘了。

他没有禀报，直接去了御膳房后身一处废弃多年的小灶房。太监们不解，他只说取药引。他用小铲刮下灶膛里最内层、被烟熏火燎成硬壳的土，刮了足足半个时辰，得了一小捧。回到药房，他屏退所有人，将土块用铜臼细细捣成粉，又从那粗布包里取出些干枯的藤蔓状东西——后来有人认出，那是极老的丝瓜络——一同捣碎。最后，他用自己存的、一点西山野蜜，将粉末调成膏状。

药呈上去时，几个资深御医瞥见那土黄色的膏体，嘴角扯了扯，没说话。乾隆看着玉碗里毫不起眼的药膏，又看了看跪在下面、官袍沾着灶灰的赵明德，皱了皱眉，还是仰头喝了。

当晚，咳血缓了。第二天，痰中血丝没了。第三天清晨，乾隆自己坐了起来，要参汤喝。

赵明德被叫到跟前。皇帝没赏，先问：“此为何物？”

赵明德头抵着地：“回皇上，是灶心土与陈年丝瓜络。”

“太医院典籍，可有记载？”

“并无。此乃民间土方。”

“何以用之？”

“臣……别无他法，唯存一试之心。”

乾隆盯着他看了半晌，忽然笑了，将那喝药的玉碗赐给了他。满屋子的人松了口气，知道宁古塔不用去了。赵明德叩头谢恩，手心却依旧冰凉。他知道，咳血虽止，皇帝脉象里那股虚浮燥热之气，仍如灰中暗火，未真正平息。

果然，月余后，乾隆开始夜间盗汗，晨起中衣尽湿。太医院又忙乱起来，这回开的多是滋阴敛汗的方子，却总不见大效。赵明德翻阅自己早年笔记，看到一行小字：“土性涩，需水引。”他想起老药农似乎提过，需用无根之水作引。

时值腊月，京城久未降雪。赵明德每夜仰观天象，直至第七夜，雪花终于悄然落下。他半夜起身，持玉瓶至御花园，不接落地雪，只轻轻拂取梅花瓣上初积的那一层最干净的雪。如此接了三个时辰，得天明时，得雪水半瓶。

他以这雪水煎了极少的灶心土末，制成清汤，晚间进奉。当夜，乾隆安寝至天明，汗迹大减。

此事渐渐传开，京中王公贵族竞相效仿，四处搜刮老灶心土，甚至强拆民灶，引得怨声载道。乾隆闻奏，斥责了滋事的勋戚，却又下旨，命赵明德监制此药，以备宫廷常需。

赵明德领旨，心中却无半点欢喜。他明白，雪水难得，此法不可久恃。皇帝体内那股火，靠压是压不住的，需要导引，需要从根本上调和。他想起承德山庄旧行宫里，那些烧松木的老灶。松木之气清凉芳烈，或可不同。

开春后，他借故前往承德，亲自从几个封存多年的松木灶膛里取了土。回京后，他将新旧两种灶心土分置罐中，贴上标签，藏于药房暗格。他没有立刻献上新方，他在等，也在看。看皇帝春秋两季的脉象变化，看那虚火循何规律暗燃。

乾隆二十年中秋，皇帝秋狩归来，旧症似有复发之象，烦躁少寐。赵明德知时机已至，献上以松木灶心土为主药的新膏方，佐以几味清润之物。皇帝用之，其症渐平，精神反较往年更健。

一日，乾隆在书房召见他，指着一盆叶色焦黄的珍奇兰花，叹道：“宫内花匠束手，都说根子坏了。”随后似无意般问，“赵卿，人之根本，何在？”

赵明德躬身答道：“在阴阳调和，不在猛药峻补。如治国，在疏通导引，不在严刑重典。”

乾隆闻言，默然良久，挥手让他退下。后来，那盆兰花被移出暖房，置于通风见光之处，竟慢慢缓了过来，次年春还开了花。

赵明德依旧每日整理他的土罐，记录气候物候与药性变化的关联。他再未献过惊天动地的方子，皇帝也再未有过危及性命的大症。太医院渐渐安静下来，仿佛从未有过那场差点流放全院的危机。

只有赵明德自己知道，药柜暗格里，不同来源的灶心土已积累了十余种。它们颜色深浅不一，气味各有差别。它们不曾根治什么，只是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方式，勉强维持着一种危险的平衡。

就像这偌大宫城里，许多说不清、道不明，却又切实存在的东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