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梅艳芳因为拒绝唱歌，被黄朗维打了一巴掌，没想到第二天，黄朗维就被人打成重伤，两天后又遭遇袭击。

梅艳芳坐在车里，手指无意识地抠着皮包边缘。车窗外的霓虹灯一闪一闪地晃过她的脸。坐在旁边的助理小声说：“先回家吧。”

“去尖沙咀绕一圈。”梅艳芳说。

车开得很慢。她看着街上那些还在营业的夜宵摊，几个人坐在塑料凳上吃云吞面。她忽然说：“停一下。”

助理转过头看她。

“你下去帮我买碗鱼蛋。”梅艳芳从钱包里抽出一张钞票，“多要些辣酱。”

助理下车后，梅艳芳摇下车窗。夜风吹进来，带着海腥味和油烟味。她听见旁边摊位上电视机的声音，正在重播昨晚的劲歌金曲颁奖礼。屏幕上她自己穿着亮片西装在唱歌。

助理很快回来了，把塑料碗递给她。竹签戳在鱼蛋上，酱汁染红了边缘。她吃了一颗，辣味冲上来。

“明天早上的录音改到下午。”她说。

助理拿出本子记下。

车重新启动。梅艳芳看着碗里剩下的鱼蛋，忽然没了胃口。她把碗放在座位上，抽出纸巾擦手。纸巾揉成一团，捏在掌心。

手机响了。她看了一眼号码，没接。

铃声停了。过几秒又响起来。

这次她接了，没说话。

“没事了。”电话那头的声音说。

梅艳芳“嗯”了一声。

“这段时间少出门。”

“知道。”

挂断电话后，她对司机说：“回家吧。”

车调转方向。助理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很快移开视线。

第二天报纸出来了。标题很大，照片是医院门口。梅艳芳把报纸对折，再对折，塞进垃圾桶最底下。她穿上外套，戴好墨镜，准备出门。

母亲从里屋走出来，手里拿着几张账单。

“这个月的。”她说。

梅艳芳接过来看了看数字，从包里拿出支票簿。签字的时候钢笔没水了，划了几道才出墨。她把支票撕下来递过去。

“晚上我不回来吃饭。”

“又去酒吧？”

梅艳芳没回答，推门出去了。

录音棚里，制作人正在调设备。看见她来，点点头：“今天状态怎么样？”

“还行。”梅艳芳摘下墨镜。

她走进隔音间，戴上耳机。前奏响起来，是她熟悉的那首歌。她开口唱了两句，停下。

“对不起，重来。”

第二次还是不行。声音发紧。

制作人隔着玻璃打手势，问她要不要休息。梅艳芳摇头，喝了口水。她看着歌词本，那些字在眼前晃。

第三次唱完，制作人推门进来。

“是不是不舒服？”

“有点累。”梅艳芳说。

“那明天再录？”

“今天录完吧。”

她重新站回麦克风前。这次唱完了整首，但听得出来，有几个音飘了。制作人没说什么，只是说：“可以了，收工。”

梅艳芳摘下耳机时，听见外面两个工作人员在低声说话。看见她出来，他们立刻散开了。

傍晚她去了常去的那家酒吧，坐在老位置。酒保过来，什么都没问，放下一杯加冰的威士忌。

她喝了一口，冰得牙酸。

旁边桌有人认出她，举起酒杯示意。梅艳芳点点头，转回身。她看着吧台后面那排酒瓶，玻璃映出破碎的人影。

手机震了一下。是短信，只有一个句号。

她把手机扣在桌上。

酒喝到一半，朋友来了，坐在她对面。两个人沉默地坐了一会儿。

“听说你要开巡演。”朋友说。

“下个月。”

“安排了多少场？”

“十五场。”

朋友点点头，玩弄着酒杯里的橄榄。“出去散散心也好。”

梅艳芳没说话。她看见酒保在擦杯子，很用力地擦，像是要把玻璃擦破。

“我走了。”她突然站起来。

朋友抬头看她：“才七点。”

“有点事。”

她付了钱，走出酒吧。街上人很多，她压低帽檐，沿着街边走。经过一家唱片店，橱窗里贴着她新专辑的海报。她停下来看了一会儿。

海报上的她在笑，很灿烂的那种笑。

她继续往前走。路过电话亭时，她犹豫了一下，走进去拨了个号码。

忙音。

她挂上话筒，在电话亭里站了很久。外面有人等着用电话，敲了敲玻璃门。梅艳芳推门出来，低声说了句抱歉。

夜色完全降下来了。她招手拦了辆的士，报了个地址。

车开过维多利亚港，对岸的灯光倒映在水里，被波浪打碎又拼起。她靠在车窗上，闭上眼睛。

司机从后视镜看了她几次，终于忍不住问：“你是不是那个……”

“不是。”梅艳芳说。

司机讪讪地转回头去。

车停在一栋旧楼前。梅艳芳付了钱，没有马上下车。她看着四楼那个窗户，灯暗着。

“小姐，到了。”司机提醒。

她推开车门。夜风吹起她的头发，有几缕贴在脸上。她站在原地，抬头看了那个窗户很久，然后转身，重新走进夜色里。

街角传来唱片店播放的歌声，是她的老歌。声音断断续续，被车流声切碎。

她拉了拉衣领，加快了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