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先生曾深情地说：“毛主席对我的称呼，从孙夫人到庆龄先生，再到亲爱的大姐，称呼的嬗变，说明我们都走进了对方的心里。能被润之主席称呼为亲爱的大姐，这是我引以为傲的！”
1949年秋，宋庆龄抵达北京后第三天，一封正式函件送到了她下榻的饭店。函件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发出，邀请她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她将信纸在膝头展平，看了很久。
她没有立刻回复。
第二天午后，周恩来亲自来访。他带来一盒福建蜜橘，坐下后并不急于谈职务，而是说起政协代表名单里几位老先生的故事。临走前，他才温和地问：“主席是真诚希望您能一起工作。您有什么顾虑，都可以告诉我。”
宋庆龄沉默片刻。“我不熟悉北方的气候。”她说。
周恩来点点头，不再追问。他走到门口又回头：“主席说，后海那处院子已经收拾好了，院子里有海棠。您随时可以搬进去看看，住不住都没关系。”
宋庆龄去看那院子。确实有两棵老海棠，叶子已经泛黄。她在树下站了半晌，对陪同的工作人员说：“请转告润之先生，我想和他单独谈谈。”
会面安排在次日傍晚，地点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桌上没有文件，只有一壶清茶。毛泽东亲手给她倒了一杯。
“我担心自己不能胜任。”宋庆龄开门见山。
毛泽东放下茶壶。“大姐过谦了。”
“不是谦逊。”她看着他，“你知道我的立场。有些事，我的看法未必与你一致。”
毛泽东向后靠了靠，笑了。“若是事事一致，还要我们这些人坐在这里讨论做什么？”他收敛笑意，声音放缓，“我要的，不是另一个毛泽东。新中国要的，是宋庆龄。”
他推过来一份草拟的讲话稿。“这是开国大典后，对海外侨胞的广播讲话稿。你看看，哪里不妥，直接改。”
宋庆龄接过稿子。她读到一半，用钢笔划掉了一段口号式的结尾，在页边写道：“侨胞远离故土，更需要听见具体的生活变化，而非空泛的号召。”
毛泽东接过改后的稿子，看了良久。“改得好。”他抬头，“就按这个发。”
宋庆龄的手指在茶杯边缘摩挲。“副主席的工作，我接受。但有一件事。”
“你说。”
“我的住所，不必安排警卫森严。我想偶尔能自己去书店，去公园走走。”
毛泽东毫不犹豫：“好。我来安排。”
十月初，宋庆龄搬进后海的院子。搬家的物品很少，其中一只小皮箱里，放着她与孙中山的合影，以及几封旧信。她把箱子放在卧室衣柜顶上，没有打开。
开国大典前夜，她最后一次审阅自己将在政协会上的讲话稿。窗外传来隐隐的歌声，是学生们在练习游行歌曲。她推开稿子，走到院中。
海棠树的叶子已落了大半。她想起广州，想起莫斯科，想起上海那些危难中的奔走。这时，门口传来汽车声。
毛泽东披着一件旧大衣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睡不着，想着大姐大概也还没睡，就过来坐坐。”他递过文件，“刚收到的电报，华南情况。你看看。”
两人坐在客厅里，就着台灯的光，低声讨论了几处细节。临走时，毛泽东走到门口，忽然说：“明天要喊你‘副主席’了。”
宋庆龄微笑：“你也可以还叫我‘大姐’。”
毛泽东笑了，在夜色中摆摆手，转身离去。
开国大典当日，宋庆龄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她感到身侧的目光。她微微侧头，看见毛泽东正看着她，极轻地点了一下头。
那一刻，城楼下呼声震天。她挺直脊背，目光望向远方。
典礼结束后，她回到后海的院子。书桌上放着一个新的信封，里面是毛泽东的字迹：
“今日并肩，此生不负。大姐珍重。”
她把这张纸条放进抽屉，与之前那张“海棠正好”的便笺放在一起。窗外，新插的国旗在秋风中猎猎作响。她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自己面前，一杯放在对面空着的座位前。
然后她坐下来，开始撰写给海外侨胞的广播讲话稿。钢笔划过纸张的声音，沉稳而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