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的许多头领都是被“赚”上来的，怎么保证他们的忠诚度？

取决于你对忠诚的要求有多高。

王伦时期读者看到的问题就是“梁山为什么人才”，而宋江时期读者看到的问题就变成了“梁山怎么保证头领的忠诚度”。

不同的学习对象，给读者带来的学习内容就完全不同。

这也就提醒我们，学习的时候一定要选一个好的学习对象，不能学错了。

榜样搞错了，危害是绝大的。

对于很多《水浒传》的读者来说，一旦想象自己身处于王伦、晁盖、宋江的位置，面对林冲、卢俊义、武松、李逵、花容、雷横、朱仝、呼延灼等一干将领，就会感到个个都是刚猛难制，分外棘手。然而对比王伦和宋江就知道，刚猛难制这种事情，王伦的上限显然远低于宋江。而宋江本人也并不是以武力见长，可是他就能够统率这些人。

白衣秀士王伦的窘迫，孝义黑三郎宋江的从容，以及托塔天王晁盖的削弱，核心关键就是宋江本人不但有路线、有主张、有技巧、有手段，而且有心胸。

王伦做不到面善心狠，晁盖也做不到面善心狠，宋江是能够在敌我矛盾中做到面善心狠、而又在内部矛盾中保持平衡妥协的。

宋江其实算不上彻底的心狠。因为统观整个水浒故事，宋江对内从未下过死手。就是所谓排挤晁盖，很多人都说是宋江架空了他。然而仔细研究一下，其实主要原因也不过是故事情节限制、晁盖没有剧情造成的。

宋江在敌我分明的时候能够下很多死手。《水浒传》作为一个用兵不蕺的小说，有很多出格的杀戮描写。什么让李逵劈死小衙内之类的事情，都挺狠。但是就其内核来说，《水浒传》在梁山内部斗争中是非常心慈手软的。

我们很多网友在现实生活中是能够接触到不少大小老板的。这些人在攀交情的时候有多面善，他们在收拾员工的时候就有多心狠。至于说初次见面时不断盘道，这种事情就更是基本操作了。

对于这些刚猛难制的头领，宋江对他们的安抚手段有很多。比如说最基本的排座次。这一手在封建时代有一个更加直接的称呼，叫做“明君臣之分”。通过这一手段，宋江将整个梁山整合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组织严密的组织机构。然后宋江抓住大部分头领求归宿的利益诉求，组织招安。同时对于不满的头领又能够安抚。整体上又能够以规矩约束部下，而其本身的“呼保义”路线又保证整个纪律执行不至于过分苛刻。这样整个群体就组建而且运行起来了。

应当说《水浒传》在宋江保证众头领的忠诚度上更加依赖于投名状、断后路、逼上梁山，而对于具体的内部控制用心不多。你不能说他没讲具体的一些收服人心的故事，但是重点确实主要是在对外而不是对内，是将众头领尚且是外人的时候骗上山，而不是骗上山以后再搞什么手段。基本上把家眷搬上山，像袁绍取得家属作为人质以后，就不怎么在意了。

真实世界中，其实原也不必有那么多的猜疑。

倘若我们对比明代嘉靖版的《三国演义》，我们会发现刘备在面善方面要超过宋江，但在内部平衡方面就不如宋江了。而诸葛亮在出毒计方面又和吴用接近，但是缺乏了宋江的平衡以后，在刘备去世后就陷入到了王伦的境地。至于说清修版《三国演义》，距离真实就更遥远了。又将诸葛亮的毒士色彩进行了削弱。这样修改之后，清修版里的诸葛亮形象就从接近于王伦的状态变成了海内孤忠的形象，满足了亡国后遗民怀念故国的心理需求。这样清修版就强化了亡国激愤的心态，与明代版更倾向于爽文的心态截然不同。而无论哪一个版本，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内容相对于《水浒传》要更加主观化。如果说从《水浒传》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现实生活的细节，那么《三国演义》中在相对而言比较缺失具体生活细节的背景下就更加凸显出了其中关于历史事件的臆想成分。明代后期喜欢以三国为案例讲解军事，这一风气同样在明朝的叛逆满清内部流行。但是观察历史我们会发现最后取得胜利的核心优势还是“赏重而信，罚严而必”这一基本套路。那些小聪明最后都没有用。

从文学形象的角度来说，宋江对众多头领的笼络与曹操对众多将领的羁络是接近的，而刘备对核心团体的控制则更近似于晁盖，诸葛亮对团队权力的争取以及团队的控制，则更接近于宋江架空晁盖和王伦压制林冲的结合体。但是文学形象的情感色彩则又与其文学形象本身的行为模式不同。宋江在文学上的情感色彩接近于刘备而有差距，诸葛亮在文学上的形象在明代版本更接近于吴用而情感色彩上无论明清版本都在刘备死后超越了刘备的地位。

古人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细节真实性在这里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对于富有生活经验的人来说，不符合行为逻辑一眼假的情节是看不下去的。《水浒传》给人的启发和借鉴来得要更真实一些。只是对于年轻人来说，这里面太多作奸犯科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