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宾，男子和一名女子发生了三次关系，每次110元，共计330元。事后，他又和另外一名女子发生了两次关系，每次100元，共计200元。后来，这两名女子均被抓捕，很自然的就道出了他们和男子之间发生过关系。最后一查，这男子，才知道他得了艾滋病，最后对他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罚款2000，可男子觉得冤枉自己，有坦白情节，并且也积极服用药，为什么还判刑呢？


李某想不通一件事：我没把病传出去，怎么还是坐了牢？

 
他的理由听起来挺充分，2019年确诊艾滋病，之后六年按时吃药，病毒控制得稳稳当当，五次交易，每次都用安全套，事后两名女子筛查，一个都没感染，到案后主动交代，认罪认罚，没害人，没后果，态度好，凭什么判我一年？

 
这个疑问，很多人都有，十个知道这个案子的人，八个第一反应是：没传染也犯罪？那以后谁还敢去做检测？问题的根子，出在很多人把医学上的安全，当成了法律上的安全。

 
医学界这些年一直在推一个概念，叫U=U，持续检测不到病毒，就不具传染性，世界卫生组织认，中国疾控中心也认，按这个标准，一个按时吃药、病毒载量长期低于检测限的感染者，通过性行为传播病毒的风险几乎为零，李某服药六年，大概率就是这种情况。

 
但刑法不认这个，刑法第三百六十条写得清清楚楚，明知自己患有严重性病而卖淫嫖娼的，构成传播性病罪，2017年两高司法解释又补了一刀，明知感染艾滋病病毒而卖淫嫖娼的，按传播性病罪从重处罚。

 
这条法律的逻辑很明确，犯罪在掏钱那一刻就成立了，不在传染那一刻，戴没戴套，吃没吃药，传没传出去，统统不影响定罪，只能在量刑的时候拿出来求情，法院给李某一年，罚两千，已经是法定刑期内往最低处靠了，该认的自首认了，该考虑的防护措施也考虑了。


一年，是这套逻辑下能给出的最轻答案。

 
这跟醉驾是一个道理，喝了酒开车，哪怕一路平安到家，没蹭到任何人，照样构成危险驾驶罪，法律不跟你赌概率，它直接把产生风险的行为本身给禁了，艾滋病一旦感染，终身服药，无法治愈，法律不能等到有人中招了再动手，那时候已经晚了。

 
但这里有一个拧巴的地方，值得认真想一想，传播性病罪的立法初衷是好的，守住公共卫生的底线，没毛病，可当它落到具体的人身上，落到一个坚持服药六年、每次采取防护、到案后如实交代的感染者身上，一年实刑到底是不是最优解？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这些年一直在提醒各国：对HIV传播行为过度刑事化，可能适得其反，因为恐惧坐牢，很多人会选择不去检测、不去治疗、不告诉伴侣，而这些，恰恰是防控艾滋病最有效的手段，一个感染者如果因为害怕法律而躲起来，受损的不只是他一个人。

 
法律守住了红线，这没错，但红线之外的东西，判决书不会回答，李某入狱一年，出来之后他还是一个需要终身服药的感染者，这一年的牢狱经历，会不会让他对继续治疗产生抵触，会不会让他对社会产生更深的疏离，这些不是法律条文能解决的问题。

 
说白了，这个案子真正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不在于李某被判了一年，而在于医学上已经认定的安全行为，在法律上仍然不安全，李某做了他能做的一切来降低风险，按时吃药、采取防护、配合调查，结果发现这些努力在定罪环节统统不算数，只能等到了量刑阶段换一个轻一点的刑期。

 
这就造成了一个现实困境：一个HIV感染者想守法，光吃药不够，光坦诚也不够，他得在每一次性行为之前确认对方完全知情且自愿同意，这套要求放在正常关系里已经够难，放在交易性的性行为里，就更是天方夜谭。

 
法律惩治的是把别人置于风险中的行为，这一点必须坚持，但对于那些已经把风险降到最低、没有造成实际伤害、并且积极配合的人，司法能不能留出更多的余地，这是这个案子留下的真问题。

 
李某用530块钱换了365天，这笔账法律算得很清楚，只是有一笔账，法律没算，他出来以后，还会不会继续吃药。


对此，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信源：
光明网 ——《男子明知身患艾滋病仍多次嫖娼，法院判了》2026.9.16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官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