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黄维收到国家8万元补偿款，够在北京买好几座四合院，他不给子女留一分，全给了罗店战死将士的纪念碑、亡妻娘家和守家发妻


1983年秋天，北京已经凉下来了，七十九岁的黄维接到通知，国家给他补发一笔钱，整整八万元。


在那个普通工人月薪不过几十块钱的年代，这笔钱能在京城买好几座四合院，消息传到家里，儿女们先是一愣，接着是压抑不住的欢喜。


黄维坐在那张掉了漆的木椅上，听着外头的动静，半天没吭声。


第二天一早，他把几个儿女叫到跟前，从抽屉里翻出三张旧报纸，平摊在桌上，然后从牛皮纸袋里一叠一叠地往外数钱。


数好了，分成三份，他用细麻绳扎得紧紧的，装进三个信封，做完这些，他才开口：“这钱你们别想了，我有去处。”


第一份，他给了罗店。


1937年，黄维带着十八军在罗店跟日军打了四十多天，那一仗下来，手下的兵倒了大半，阵地前头，埋的都是十八军的弟兄。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他伏在桌上给上海有关方面写信，请他们帮忙照看罗店阵亡将士的公墓，手有些抖，信写得很慢，几个字描了又描。


写完后，他把第一笔钱和信放在一起，让工作人员帮忙寄了出去，信寄走之后，他站在院子里，抽了很长时间的烟，烟灰积了老长。


第二份，他给了亡妻的娘家。


黄维早年娶过一房妻子，人走得早，留下一双儿女，这些年他极少提起，但每年清明前，总会从箱底翻出一身旧衣裳换上一天。


如今她的娘家还有人在乡下住着，房屋老旧。黄维把钱用报纸包好，叫来老家一个亲戚，亲手把纸包塞过去。


他说：“给孩子添几件衣裳。”亲戚接过钱，应了一声，黄维转过身，背着手走回屋里，站在窗前看着那人的背影消失在胡同口，半天没动弹。


第三份，他汇给了老家的发妻。


那是住在江西贵溪乡下的一位老人，为他守着老宅，黄维特赦后曾回去过一次，她给他煮了碗米饭，临走往他兜里塞了两个煮熟的鸡蛋。


这一回，黄维去邮局填了汇款单，邮局的人接过单子，看了看上头的地址，没敢多问。


钱汇出去没多久，老家带话来说她才不肯收，说花不了，黄维听了，又让乡邮员把钱送了回去，托话只说：“留着，看病。”


八万元就这么分干净了，黄维照旧住在那间旧屋子里，外套的领口洗得发白，吃饭还是那碗清汤面。


有老友来，翻着报纸上的房价跟他开玩笑：“老黄，你这要是留下一套四合院，现在可不得了。”


黄维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末，喝了一口，说：“我欠人家的。”


儿女们起初也不理解，有一回，长子见他对着一张旧照片发呆，照片上是罗店战役后幸存的几个人，早已辨不清面目。


黄维伸出手指在照片上头一一点过去，嘴里轻声念着几个名字，长子凑近了听，全是小名，“狗剩”“铁柱”之类。长子没再吭声。


黄维去世那年，两岸关系开始松动，不少当年赴台的旧部托人捎信，想请他出去看看，他把信纸折好，压进抽屉，没有再回。


那笔八万元，他没有留给海外的机会，也没有留给自己的后代，全用在了这片他流过血的土地上。


1989年，黄维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临终前几日，他让人把那张罗店的老照片从墙上取下来，压在枕头底下。


如今再提1983年的那笔八万元，已经没人算得清这笔账，人们只记得那个秋天的午后，黄维把最后一份汇款单贴好邮票，投进邮筒，转身走进了北京深秋的阳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