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他在过草地时，抬了6天6夜，把身患重病的周总理抬出草地，周总理率众元帅亲自为他执佛引棺。
1954年12月7日，北京为杨立三举行追悼会。11时起灵，周恩来亲自执绋送行。需要纠正一个常见说法：当时共和国尚未实行军衔制，彭德怀、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人到1955年才被授予元帅军衔，因此把这场葬礼直接写成“众元帅送葬”，并不严谨。
杨立三去世时54岁。他长期负责军队后勤、财政工作，是人民军队后勤事业早期的重要组织者之一。这个岗位听起来不像前线将领那样显眼，却天天和粮食、药品、被服、运输、军费打交道。任何一项断掉，前线都可能受影响。
1935年8月，右路红军开始北过草地。当时周恩来重病初愈，身体极度虚弱，已经难以独自行军。红三军团组织担架队，陈赓任队长，时任兵站部部长兼政委的杨立三也参加抬担架。队伍经过6天6夜才走出草地，杨立三随后也累病了。
这件事后来流传很广，但若只记住“一副担架”，其实低估了杨立三。
他真正干了一辈子的，是算账和保障。
抗战后期，物价波动剧烈，如果工资只按货币计算，今天能买一袋粮，过一阵可能只够买半袋。杨立三因此提出以实物价值作为工资计算依据，并把这种单位称为“饻”。后来确定的标准中，一个“饻”由小米、小麦、食油、食盐、白土布和煤等6种生活物资折算而成，再按当地市价计算货币数额。办法并不起眼，却能减少物价变化对基本生活的冲击。
到解放战争后期，军队规模迅速扩大，后勤问题更复杂。1948年12月召开的全军后勤会议还专门研究军服统一问题。杨立三提出冬装尺寸、军帽式样等应逐步统一，随后中央军委下达统一军帽式样的命令。几顶帽子看起来是小事，但几十万、上百万人的装备如果没有统一标准，生产、调拨和识别都会增加成本。
他对公家财物同样算得细。1948年9月4日，机关给工作人员发放业余生产劳动补助，杨立三认为自己出差多、参加劳动少，把钱退了回去。1950年患病出院后，工作人员连续给他送水果，他发现这项待遇没有制度依据，随后要求停止。中国军网公开的相关史料，将这两件事作为他严格执行财经制度的例子。
这些细节，比一句“艰苦朴素”更有分量。因为他管的不是几个人的伙食，而是越来越庞大的军队供应体系。后勤真正困难的地方，从来不是喊一句“保障前线”，而是必须知道有多少人、多少粮、多少布、多少药，缺口在哪里，下一批物资什么时候送到。
1954年秋，杨立三被确诊患脑癌，随后赴莫斯科治疗。11月28日，他在那里病逝。12月7日举行追悼会时，周恩来坚持亲自执绋。公开党史资料还特别提到，周恩来所记挂的，正是19年前草地上的那段经历。
1935年，是杨立三和战友把重病者抬过草地；1954年，曾经躺在担架上的人又亲自送他最后一程。
但这段历史真正值得记住的，并不只是私人情谊。杨立三去世时，人民军队早已告别当年靠肩挑背扛维持供应的阶段，后勤开始走向统一、专业和制度化。一个靠经验和人力苦撑的战争年代正在远去，一个依靠制度建设的新时期已经到来。
个人会离开，担架也会成为历史。真正留下来的，是被一代人一点点建立起来的规则、秩序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