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已经知道张、杨和共产党有联系。为此蒋曾表示：“他们要联共抗日，但是共军的兵力不多，主要是靠我们去抗日，这样我们的实力就削弱了。所以我们不能上共产党的当，我相信对东北军和西北军讲清楚这个道理，他们是会清醒过来的。”

1935年底，东北军的处境已经很尴尬。九一八事变以后，大批东北军官兵长期流落关内，离家越来越远。到了西北战场，他们面对的却不是日军，而是红军。
这种反差，对普通士兵的影响很大。
尤其是在陕北作战中连续遭到损失后，东北军内部开始越来越多地讨论一个问题：家乡还在日本控制之下，自己为什么要继续在西北打内战？
张学良本人也逐渐调整了认识。
1936年初，他与中共方面开始建立秘密接触。到4月，张学良同中共代表举行会谈，双方围绕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问题交换意见。此后，东北军与红军之间的敌对状态逐步缓和，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互不攻击、秘密往来的情况。
与此同时，杨虎城所部第十七路军也在发生变化。
杨虎城长期驻守西北，对当地军政情况比许多南京方面的官员更加熟悉。他的部队同样不愿把主要力量长期消耗在内战中。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升温，第十七路军内部要求抗日的呼声越来越明显。
于是，1936年的西北出现了一种十分特殊的局面。
名义上，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承担着“剿共”任务；实际上，三方之间的军事摩擦正在减少，接触却越来越多。过去剑拔弩张的前线，渐渐出现停火、通商、交换信息等现象。
这种变化不可能一直不被南京方面察觉。
蒋介石掌握军队调动，也有自己的情报渠道。前线部队究竟有没有认真进攻，伤亡情况是否符合战报，东北军为何迟迟不能取得所谓进展，这些异常都会不断汇集到上层。
更何况，张学良后来已经不满足于秘密接触。
他开始直接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意见，而且不止一次。
蒋介石的考虑，仍然放在军事力量消长上。
他担心，一旦全面对日作战，真正承担大规模正面战争的主要力量必然是国民党军队，特别是中央军。而共产党和红军如果在联合抗日中获得生存空间，反而可能保存实力、扩大影响。
这种担忧使他始终不愿轻易改变既定部署。
所以，他看待西北变化时，第一反应不是接受张学良提出的路线，而是想办法恢复原来的指挥秩序。
但张学良想的已经完全不同。
对东北军而言，“打回老家”不是一句口号。东北沦陷以后，不少官兵几年没有回过故乡，有的人家属还留在东北。继续在西北打内战，越来越难以让这些士兵接受。
这也是为什么蒋介石所说的“把道理讲清楚”，实际效果十分有限。
站在蒋介石的位置，他讲的是实力保存和政治风险；站在东北军官兵的位置，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失去多年的故乡。
两边谈的根本不是同一件事。
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自到西安，主要目的就是推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重新投入作战。他不断催促张学良执行军事命令，希望尽快解决陕北问题。
张学良却越来越急。
他多次向蒋介石进言，希望停止内战，把力量用在对日作战上。双方谈话次数越多，分歧反而越清楚。
蒋介石仍然相信，张学良最终不会越过上下级关系这条线。
到了12月，局势已经更紧张。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再次来到西安。这一次，他带来的不仅是催战命令，还有更大的军事压力。南京方面已经准备调动中央军，如果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继续不肯积极进攻，原来的西北军事部署就可能被重新调整。
这等于把选择摆到了张、杨面前。
继续服从，就要重新发动内战；拒绝执行，则可能失去军权甚至失去部队。
蒋介石原本认为，这种压力足够让两人退让。
可是他忽略了一个变化：到了1936年底，抗日问题已经不仅是将领之间的政策分歧。
社会情绪同样在迅速升高。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以后，青年学生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声音持续扩大。1936年12月9日，西安学生再次举行请愿活动，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学良亲自前往劝阻学生。
这件事对他的刺激很深。学生走在街头要求抗日，而东北军又长期被要求继续打内战，两种现实放在一起，使他的态度越来越难以回到原点。
此后的几天，张学良仍在劝蒋介石。
但蒋介石没有改变原来的军事方针。
杨虎城面临的压力同样越来越大。他的部队驻守陕西多年，如果中央军大规模进入西北，第十七路军自身的处境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对杨虎城而言既有民族大局方面的考虑，也直接关系到西北军事格局。
到这里，矛盾已经不是一句“服从命令”能够解决的了。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事变爆发。
张学良、杨虎城采取兵谏，扣留蒋介石，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主张。消息传出后，全国局势迅速紧张，西安一时成为各方关注的中心。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从全民族抗日大局出发，主张和平解决，并派代表赴西安参加谈判。经过多方磋商，事件最终没有演变成新的大规模内战。
12月25日，蒋介石离开西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