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9年，乾隆病重弥留之际，曾数次隐晦示意嘉庆，假意谦逊道：“朕一生功业平平，不必尊朕为‘祖’，只以‘宗’为庙号便足矣。” 可他心里实则盼着能称祖，毕竟康熙为圣祖，他自视功业不输前人。嘉庆心领神会，并未听从这番假意推辞，最终议定庙号为清高宗，既合礼制，也顺了乾隆一生自负的心意。
嘉庆放下朱笔，礼部的奏章终于盖上了印。他起身走到殿外，冬日的太阳明晃晃地照着乾清宫的琉璃瓦。大太监小心翼翼地凑近问：“万岁爷，庙号的诏书何时明发？”
“按礼部的仪程办。”嘉庆说完，转身回了东暖阁。
三天后，诏书发往六部。军机处几位老臣却聚在一起没散。领头的富察大人抖了抖手上的抄本：“‘高宗’？就这么定了？”旁边有人压低声音：“听说和珅那边还有话，说圣祖爷的功业在前，皇上这是……”他没说完，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
这话没隔夜就传到了嘉庆耳朵里。
他没有召见富察，也没找和珅，而是让内务府把乾隆历年南巡的账册全抬到养心殿。账册堆了半间屋子，嘉庆一卷一卷翻，从治河款项看到行宫开销。翻到第三次南巡的册子时，他的手停住了——那一页记着苏州织造进贡的云锦，数量是前两次的总和。边上有乾隆朱笔小注：“赏江南耆老。”
嘉庆合上册子，吩咐太监：“去请刘墉。”
刘墉进宫时已是深夜。嘉庆没让他行礼，直接把账册推过去：“你看看这个。”
刘墉看了半晌，抬头问：“皇上是想改庙号？”
“不。”嘉庆端起茶碗，“朕是想知道，先帝这些功业，够不够‘祖’字。”
刘墉放下账册，缓缓说：“臣斗胆。圣祖削藩平乱，是开基立业之祖。先帝南巡治河、普免钱粮，是守成光大之君。守成者称‘宗’，自古皆然。”
殿里安静得能听见蜡烛爆芯的声音。
嘉庆挥挥手让刘墉退下，一个人对着账册坐到天亮。卯时初刻，他叫来秉笔太监：“拟旨。朕决定遵从廷议，尊先帝为高宗。但有四件事要办：一，将先帝六次南巡治河功绩单独立传，入《实录》；二，命画院绘《南巡盛典图》，悬于太庙配殿；三，凡先帝普免钱粮所涉州县，立碑纪恩；四，朕每年祭太庙，必亲诵先帝《御制十全记》。”
太监记完，迟疑道：“皇上，这……会不会有人说这是补偿？”
嘉庆看他一眼：“朕就是要让天下人知道，先帝之功，不在庙号一个字。”
旨意发下去，朝堂上安静了几天。和珅那边再没动静。只有富察大人上了一道折子，说立碑之事太过铺张。嘉庆在折子上批了八个字：“民心即史笔，何惜碑石。”
碑还没开始刻，苏州府倒先来了消息。几个当年受过赏的耆老联名上书，说要在虎丘边上自筹建一座“高宗恩泽亭”。嘉庆把折子留中不发，却让内务府拨了一百两银子，悄悄送到了苏州。
乾隆的梓宫奉移遵化那天，嘉庆送到午门外。礼官唱赞“清高宗神主入太庙”时，他突然往前走了两步，从怀里掏出一卷黄绫。众人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把黄绫系在了梓宫的杠架上。
那是他亲手抄的《御制十全记》全文。
队伍远去后，刘墉低声问：“皇上方才这是……”
“先帝要的从来不是庙号。”嘉庆望着远去的白幡，“他要的是后世记住他做了什么。朕给不了‘祖’字，但能让天下人都看见他的功业清单。”
回到养心殿，桌上摆着新送来的《南巡盛典图》草样。图上乾隆站在龙船上，两岸百姓跪成一片。嘉庆看了很久，最后在草样边上批了一行字：“此即先帝之‘祖’。”
批完放下笔，他走到窗前。太监正要关窗，被他拦住：“开着吧。让先帝看看，他打下的江山，朕是怎么守的。”
风吹进来，案上那卷草样哗啦响了一声。图上乾隆的衣袍被风吹得微微扬起，仿佛还在南巡的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