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从黑海之滨度假归来，当他走进会议大厅时，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主席位置上坐着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在赫鲁晓夫离开后沉默了几秒钟。他重新坐回那张还带着前任体温的椅子，对谢列平点了点头。会议室里的气氛松动了一些，有人开始翻动文件，有人划燃火柴点烟。米高扬依然垂着头，但肩膀放松了。
第二天，《真理报》刊登了简短通告，称赫鲁晓夫同志因健康原因自愿退休。报纸送到赫鲁晓夫的新住处时，他正在院子里看一片橡树叶子。他把报纸搁在石桌上，没有翻开。警卫在不远处站着，他们是来保护他的，也是来看住他的。
克里姆林宫里，人事调整已经开始了。勃列日涅夫没有像赫鲁晓夫那样大张旗鼓，他一个个地找那些关键部门的负责人谈话，话都说得慢而含糊，但意思很清楚：要么顺从新的路线，要么离开。大多数人都选择留下。
农业部的干部接到了新指示：暂停扩大玉米种植面积，重点保障小麦和黑麦。一些集体农庄的主席松了口气，他们早就对在寒冷地区种玉米感到头疼。但那些已经改种玉米的农庄陷入了麻烦——种子播下去了，现在又要改回来，损失谁来承担？
赫鲁晓夫在别墅里整理过去的讲话稿。他翻到1959年访问美国的记录，上面有他和美国农场主讨论杂交玉米的笔记。他看了很久，然后把那几页纸撕碎了。
勃列日涅夫面临的问题比预想的多。赫鲁晓夫留下的经济改革已经半途而废，重工业部门抱怨缺少投资，轻工业部门说民众买不到像样的日用品。军方的代表来见他，委婉地提醒他不要削减导弹计划的开支。
一个月后，主席团开会讨论粮食收购问题。勃列日涅夫听着各地区的汇报，发现情况并不比赫鲁晓夫时期好多少。散会后，他独自在办公室坐了很久。秘书进来问他是否要用餐，他摆摆手，走到窗前望着暮色中的莫斯科。
赫鲁晓夫渐渐适应了退休生活。他开始口述回忆录，由一个年轻记录员打字整理。他讲得最多的不是政事，而是童年放羊、青年挖煤的经历。记录员有时会问起某些重大决策的内幕，他总是摆摆手说：“那个不重要了。”
冬天的第一场雪落下时，勃列日涅夫批准了给赫鲁晓夫增加供暖燃料的申请。他的助手很不解：“他对您那样不敬，为什么还要照顾他？”勃列日涅夫卷着手中的文件说：“他已经是个老人了。而且他现在写的东西，将来也许有用。”
克里姆林宫墙外的莫斯科河开始结冰。两个政权更替时掀起的涟漪，正慢慢被日常琐事淹没。人们更关心面包的价格和冬天的煤够不够烧。报纸上关于“自愿退休”的讨论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新五年计划的宣传。
赫鲁晓夫有一次散步走远了，警卫小心地提醒他该回去了。他望着克里姆林宫尖顶的方向，什么也没说，转身往回走。雪地上留下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很快又被新雪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