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最难管的儿子，晚年竟拿铜锤上街打人
朱元璋第13子朱桂果然担得起“明第一恶王爷”称号，每次出门都会带着一把铜锤，对着迎面而来的人就是一锤，打得对方头破血流，而他却以此为乐；见到漂亮女子不论是否婚嫁直接抢回家。

这类故事带有明显的传闻色彩，但朱桂性情粗暴，并不是空穴来风。明朝宗室王爷拥有特殊身份，普通百姓很难和他们抗衡，地方官员也往往不敢把事情闹大。时间一长，王府就容易变成一个只进不出的封闭圈子，里面的人不敢劝，外面的人不敢告，问题自然越积越多。

1378年，朱桂被封为豫王。后来周王朱橚因为擅自离开封地，被朱元璋贬往云南，朱桂奉命前往河南接替周王。可朱元璋很快又改变安排，把他召回南京。
过了一年，朱元璋把魏国公徐达的次女嫁给朱桂，又将他的封号改为代王。这样一来，朱桂和燕王朱棣成了连襟。徐达家族在明初地位很高，朱桂娶到徐家女儿，本来算是一门相当体面的婚事，谁能想到后来竟成了徐王妃一生的困局？

朱标去世后，朱元璋把皇位继承人改定为皇太孙朱允炆。1392年，朱允炆举行册封大典，朱棣、朱柏等藩王被召回京城参加，原本身在南京的朱桂，却被提前打发到大同。
这一步不只是调动封地那么简单。大同位于北方边塞，是明朝九大军事重镇之一，长期面对蒙古势力，城中驻军很多，防御也很严密。朱桂到了这里，既能守边，也被放到了远离京城的位置。

明朝藩王表面上拥有封国，实际上不能随便离开封地，更不能私自插手地方政务。朱元璋这样安排，是想让藩王守边，同时防止他们在京城结党。可大同这种军镇，对一个性情暴躁又缺少约束的人来说，究竟是重任，还是放大权力的场所？

朱元璋去世后，朱允炆登基，削藩随即开始。朱桂性格直冲，既没有太多城府，也缺少应对朝廷的手段，很快成了重点目标。1399年4月，他被贬为庶人，软禁在大同。
没过多久，燕王朱棣起兵。靖难成功后，朱桂恢复自由，朱棣登基，他的妻姐徐王妃也成了徐皇后。按常理说，有这样的亲戚关系，朱桂多少应该收敛一些，可事情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

徐王妃出身徐达家族，性情和朱桂完全不同。她看不惯丈夫胡来，难免要劝几句，妾室徐氏又不断从中挑拨，夫妻关系越来越差。朱桂不喜欢别人管束，最后竟把徐王妃和嫡长子朱逊煓一起赶出了王府。

朱逊煓只好进京找朱棣诉苦。朱棣虽然是皇帝，也明白这是宗室家事，只能严厉斥责朱桂，让徐王妃母子回大同。结果朱桂连皇帝的面子都不给，仍然对母子二人不闻不问。
朱逊煓后来成婚，还是朱棣出面张罗。一个藩王世子，婚事竟要靠伯父皇帝安排，这已经说明代王府内部有多失控。更难堪的是，朱逊煓去世后，徐王妃和两个孙子竟靠给内使种地维持生活。

徐王妃身份特殊，不能轻易离开王府体系，只能一边忍受，一边向朝廷求助。到了宣德二年，她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住了，最后一次上报朝廷，请求给两个孙子一个名分。
宣宗朱瞻基得知后，封朱逊煓的长子朱仕壥为代世孙，弟弟封为镇国公。这个处理至少保住了徐王妃一脉的宗室身份，也让两个孩子不至于彻底失去依靠。

可代王府里，真正掌权的已经变成了妾室徐氏。她不仅把徐王妃赶走，后来还把朱桂的次子广陵王赶出了王府。一个王府，嫡妻被逐，世子受辱，庶妾掌家，连亲生儿子也无法安身，这种局面在明朝宗室中并不常见。

朱桂晚年依旧没有改掉暴躁脾气。传闻他让人打造两柄铜锤，藏在袖中，和两个儿子一起在大同街头游走，谁惹他不高兴，就上前敲打，看别人头破血流，父子几人还把这当成乐趣。
这件事听起来离奇，却符合当时地方官最担心的一种情况。藩王不能轻易废除，官员又不敢强行拘押，皇帝隔着千里很难及时处理，王府长吏就算负责劝谏，也可能先挨一顿打。朱桂真正依靠的，不是个人本事，而是宗室身份带来的层层顾忌。

朱瞻基知道后，只能派人劝他少出门，安分留在府中，也提醒王府官员及时规劝。类似的困境，在其他边地藩王身上也出现过。宁王朱权原本驻守大宁，靖难期间被朱棣拉入阵营，后来又被迁到南昌，藩王驻守边地看似能替朝廷分忧，实际也让皇帝始终担心他们拥有军力和地方影响。

朱桂的问题还在于，他并没有把这种特殊身份用来守边安民。洪武年间，他确实曾跟随晋王、燕王出塞，参与防卫北方，可有过军事功劳，不等于日常就能免除约束。功劳可以解释一个人的地位，却不能替他遮住长期欺压身边人的行为。

朱瞻基去世后，明英宗朱祁镇登基。小皇帝年纪很小，代王又是叔祖辈，朱桂一度重新放开手脚，甚至拿铜锤打伤前来劝谏的王长吏。

这回朝廷没有继续客气。朱祁镇虽然年幼，却直接警告朱桂，若再明知故犯，就按祖宗家法处置。朱桂这才有所收敛。

从豫王到代王，从边塞功臣到王府祸首，朱桂的人生并不是简单一句暴虐就能说完。明朝藩王制度给了他身份、财富和安全感，却没有给地方官足够有效的制约办法。问题在于，皇帝不愿轻易动宗室，王府里又没人真正压得住他，最后受苦的往往不是朱桂，而是妻子、子女和大同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