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真正的学者”的解万英在市场经济讨论中流传一句话：“为少数人谋取暴利，不用经济学家；让多数人共同富裕，须有马列信徒”。

这副挽联不是解万英自己写的，是他去世之后，那些了解他、敬重他的人慢慢传出来的。一个在北大经济学院资料室干了半辈子的人，没留下什么大部头的学术著作，生前在学院里也不是什么显赫人物，可就这么两句话，三十多年了还在网上被反复转发。说到底，是因为这两句话戳中了一个很多人心里想说却没地方说的话。

上联说的是个特别朴素的道理。你想想，让一小撮人暴富这件事，需要什么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吗？不需要。资本天然就往利润高的地方跑，权力和资源只要没人拦着，自然就会往少数人手里聚。你看那些年里，多少搞金融的、搞房地产的，不需要什么诺奖得主来指导，闭着眼睛加杠杆就能赚得盆满钵满。有些经济学家的理论说穿了就是在给这个过程做包装，用一堆模型和公式把“让有钱人更有钱”说得像天经地义似的。解万英看不上这套，他觉得这不是学术，是站台。

下联才是他真正在意的东西。让多数人一起过上好日子，这事儿市场自己办不到。市场经济能做大蛋糕不假，但它分蛋糕的逻辑从来就不是按人头来的，是按资本和权力来的。谁手里筹码多，谁切得就大。皮凯蒂那本《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用几百年数据证明了同一个结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只会让财富越来越集中，自由市场没法自己解决分配问题。所以解万英说，真想让多数人受益，得靠那种心里装着大多数人的人去推、去守、去争。这种人，他管他们叫“马列信徒”。

我对他这个说法是有保留的。把计划经济当成社会主义的唯一答案，这个判断放在今天看确实太窄了。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效率优势，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得够充分了。但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对具体路径的判断有偏差，就把他提的那个根本问题也一起扔掉。他问的是：经济发展到底为了谁？这个问题放到今天不但没消失，反而更尖锐了。你看现在年轻人聊得最多的那些话题：房子、教育、医疗、养老归根结底都是同一个追问：我干活创造的财富，最后落到谁口袋里去了？

1992年10月12日，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天凌晨，53岁的解万英在北大第四教学楼五楼的教室里，用圆珠笔在一本《求是》杂志封面上写下了“共产主义必定胜利”八个字。他选择以那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今天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觉得犯不着。可你要是把他放在那个年代去理解，一个从五十年代走过来的人，把一辈子的信念押在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上，忽然被告知方向要转了，那种信仰层面的崩塌，外人很难感同身受。

解万英这个人，学术上确实没什么惊天动地的成就。他做的事情说白了就是整理资料、写内部文章、跟同事争论。他发表过《理直气壮地反对私有制》这样的文章，核心观点其实就一条：私有化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会让贫富差距拉大，会造成两极分化。这些话放在九十年代初说，是不合时宜的。可三十多年过去了，国有资产流失有没有发生过？贫富差距有没有拉大？这些问题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来回答，普通人看看自己身边就知道了。

他真正让人记住的，不是他反对市场经济这个立场本身，而是他那股认真劲儿。在一个人人都忙着“跟上时代”的环境里，他偏要问一句“跟上的那个方向对不对”。这种人在哪个时代都不讨喜，但哪个时代都少不了。挽联里“须有马列信徒”这五个字，说的不光是某种意识形态，更是一种态度，发展经济这件事，不能光算经济账，还得算人心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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