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野战军的参谋长，有两个参谋长是最特殊的，东野参谋长刘亚楼和华野参谋长陈士榘。

1949年1月15日，天津战役结束。
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刚刚完成一场与“参谋长”三个字并不完全相称的任务：他以天津前线司令员身份统一指挥5个军攻城。也是在这一天，中央军委决定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四支野战军依次改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

一个月后，华东方向开始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陈士榘没有继续担任参谋长，他被任命为第八兵团司令员；原华野副参谋长张震接掌三野参谋工作。

东北方面也很快发生变化，刘亚楼4月出任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5月，萧克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一参谋长。

同一轮整编里，第一野战军参谋长阎揆要、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李达都继续留在野战军总部。
四支大军的参谋系统由此出现两种走向：有人继续统筹整个野战军的作战，有人从总部走到兵团一级，直接统率几个军。陈士榘、刘亚楼恰好落在后一种。

这种变化在1949年的任命表出现以前，已经先在战场上发生了。
1948年3月，洛阳战役打响。陈士榘当时的正式职务仍是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却与唐亮统一指挥华野第3、第8纵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第9纵队以及太岳军区部队，共28个团攻打洛阳。

攻城部队要同时处理坚固城防和外围援军，几个来源不同的纵队必须在同一计划下行动。3月14日洛阳被攻克，守将邱行湘被俘。

到了淮海战役，这种用兵方式没有停止。
11月，陈士榘率华野第6、第9、第11纵队越过陇海路，参加对黄伯韬兵团的合围；战役第二阶段，他又受命统一指挥华野第3、第13纵队和中原野战军南集团围攻黄维兵团。参谋长的职务还在，手里调动的却已经是数个纵队组成的战役集团。

刘亚楼的情形发生在平津战场。
1948年11月底，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天津成为必须迅速解决的重镇。刘亚楼被任命为天津前线司令员，统一组织攻城部队。1949年1月14日上午总攻开始，步兵、炮兵、工兵、装甲兵协同投入战斗。29个小时后天津战斗结束，陈长捷被俘。

此时的刘亚楼仍是东北野战军参谋长，但天津前线交给他的已经是一套战役级指挥任务。陈士榘在华野参谋长任内，同样连续统率几个纵队参加洛阳、淮海作战。

到了1949年兵团一级机构成形，两人的任命把此前已经发生的变化固定下来：陈士榘进入第八兵团，刘亚楼进入第十四兵团。

第八兵团成立后，陈士榘统辖第24、第25、第26、第34军。4月6日，三野在白马庙召集第8、第10兵团军以上干部开会，陈士榘报告本兵团渡江作战方案，粟裕随后传达总前委的作战决心。野战军负责整个东集团的部署，第八兵团再组织所属各军执行。渡江战役随即展开。

这一层指挥关系，也把陈士榘和张震的位置分开了。

张震留在三野司令部，处理整个野战军的作战组织；陈士榘手里的第八兵团，则要把野战军部署变成几个军的具体行动。一个从华野副参谋长升任三野参谋长，一个从华野参谋长转到兵团司令员，两个人没有简单互换座位，承担的已经是不同一级的指挥任务。

刘亚楼接手的第十四兵团却没有沿着南下作战的轨迹一直走下去。

1949年7月，中央加快筹建空军。7月26日，中央军委决定以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和军委航空局组成空军领导机关。8月，第十四兵团直属机关2500余人从武汉分批北上，到达北平南苑后开始学习航空业务。

10月25日，刘亚楼被任命为空军司令员。
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关正式成立。几个月前，他手里的还是准备南下作战的陆军兵团；几个月后，第十四兵团的指挥机关已经被拆进一个新军种的骨架里。

陈士榘的兵团司令员任期也不长。1949年7月，他调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
1952年，又出任工程兵司令员兼军委军事建筑部部长。此后，他参与国防工程以及导弹、原子弹试验基地建设。刘亚楼则长期主持空军建设。

个人没有沿着同一条任职道路继续走，却都没有回到原来的野战军参谋长岗位。

1949年的几张任命表留下了一个很具体的差别。
阎揆要和李达继续留在一野、二野总部，张震、萧克接续三野、四野的参谋工作；陈士榘拿到第八兵团的指挥权，刘亚楼拿到第十四兵团。

一个兵团随三野准备渡江，另一个兵团的机关不久从武汉调往北平南苑。

野战军参谋长那张桌子，两个人先后离开了，而他们在桌子之外承担的大兵团指挥，早在洛阳、淮海和天津的炮火里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