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张艺谋看上了莫言的红高粱，问道：“我想拍你的红高粱，800块可以吗？”莫言痛快地答道：“行啊，800块能买一头大黄牛了，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不到十分钟，张艺谋就拿下了红高粱的版权。
张艺谋揣着那份版权协议从莫言家里出来的时候，手心里全是汗。那会儿他刚从摄影师转行当导演没几年，拍完《黄土地》和《老井》之后，心里憋着一股劲要弄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片子。八百块钱是他跟人借的，兜里还剩不到二十块。他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往北影厂赶，路上脑子里全是红高粱地里那股子野劲儿——轿夫颠轿、高粱酒撒在血地上、余占鳌扛着九儿往高粱深处走。他越想越觉得这戏能成，可回到厂里跟领导一提，人家当头泼了盆冷水。
“西影厂那边刚成立，你去那儿折腾吧。”北影厂的人不愿意投钱，觉得这故事太土，高粱地能拍出什么名堂。张艺谋二话没说，扭头就去找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吴天明。吴天明是个痛快人，听完张艺谋磕磕巴巴讲完故事，拍着桌子说：“给你六十万，去山东高密种一百亩高粱，拍！”
钱是拿到了，可麻烦才刚开始。张艺谋带着剧组扎到高密的时候是1987年春天，那地方十年九旱，老百姓种高粱都是稀稀拉拉应付差事。他要的那种“一眼望不到边、风一吹像海浪”的高粱地，根本找不到。剧组的人急得嘴上起泡，张艺谋蹲在地头抽了半包烟，最后站起来说：“自己种。”他找县里批了地，又挨家挨户求农民帮忙，说好秋收的时候高粱穗子归他们，秸秆给剧组。农民们觉得这城里来的瘦子疯了，但还是扛着锄头下了地。
那几个月张艺谋晒得跟黑炭一样，天天蹲在高粱地里薅草、浇水、赶麻雀。剧组的人也跟着干，姜文那时候还没现在这么壮，光着膀子挑水，肩膀磨得全是血印子。巩俐刚进组的时候还是中戏的学生，扎着两条辫子，张艺谋让她穿上红棉袄在田埂上走，走了十几遍都不满意。巩俐也不吭声，咬着嘴唇一遍遍重来，后来张艺谋说“行了”，她蹲在地上半天没站起来——脚后跟全磨破了。
真正的高潮是拍“颠轿”那场戏。张艺谋要的是那种粗野里带着狂欢的劲儿，找了十几个当地汉子抬轿，让他们可劲儿折腾。姜文坐在轿子里被颠得七荤八素，脑袋撞在轿框上起了个大包。巩俐坐在里头更遭罪，颠了三条就吐了。张艺谋喊停，让人给巩俐递水，巩俐摆摆手说再来。那天从早上拍到太阳落山，高粱叶子把所有人胳膊划得全是口子，汗一浸火辣辣地疼。收工的时候张艺谋看着监视器里的回放，突然笑了，笑得跟个孩子似的——画面里那顶红轿子在高粱地里上下翻飞，九儿的红盖头被风吹起来，露出半张脸，眼神又倔又野，正是他想要的那个劲儿。
可拍到最后一场“剥皮”戏的时候出了岔子。那场戏要拍日本兵逼着老百姓剥人皮，血淋淋的场面把当地来帮忙的农民吓着了，有人当场撂挑子不干。张艺谋急得嘴上又起泡，最后是姜文站出来，光着膀子站在太阳底下喊：“都是假的！猪皮！你们怕啥！”他这么一吼，大伙儿才半信半疑地回来接着拍。那场戏拍完，姜文后背晒脱了一层皮，晚上趴着睡觉，张艺谋给他抹药酒，两个人谁也没说话。
电影拍完送审的时候又卡住了。有人说里头“我爷爷”“我奶奶”的称呼太野，有人说高粱地里的戏太荤。张艺谋一趟趟跑北京，磨破了嘴皮子。最后是吴天明拍了桌子：“这片子要是毙了，我西影厂厂长不干了！”这才过了审。
1988年春天，《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首映。放映结束的时候，全场起立鼓掌，张艺谋坐在角落里没动，手攥着椅子扶手，指节发白。后来念到最佳影片金熊奖的时候，他站起来往台上走，腿都是软的。那晚上他喝多了，抱着奖杯在酒店走廊里转圈，嘴里嘟囔着：“八百块，八百块……”
莫言后来打电话给他，说：“早知道你要拿金熊，我该跟你要一千块。”张艺谋在电话那头笑得直咳嗽：“你那时候不是说八百块能买头大黄牛吗？”莫言说：“牛早涨价了。”两个人隔着电话线笑了半天。
那八百块钱的版权费，张艺谋后来一直没补。但《红高粱》上映之后，莫言的小说卖了上百万册，稿费够买一群大黄牛了。有人问莫言亏不亏，莫言叼着烟卷说：“亏啥？张艺谋把高粱种到我心里去了。”